指环王

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佔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於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1947年7月 （转自程巢父：《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

杀人机器－－真实的切-格瓦拉

作者:IBD 翻译:九喻
2007-07-23

【本文译自《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对Humberto Fontova的采访。Fontova本人是古巴裔，1962年跟随父母逃离共产主义古巴，来到美国。他著有《揭露真实的切-格瓦拉，以及将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书（Exposing The Real Che Guevara and the Useful Idiots Who Idolize Him）】

古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正在经历一次重生。1961年摄影师Alfredo Korda摄下的照片里，他热烈的眼神，摇滚明星般的外貌，似乎开启了少年人对革命、反叛和自由心灵的理想主义的纪元。

从那以后，这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面孔就出现在T恤衫上、汽车上、手表上、婴儿服装上、CD封套上、首饰上、背包上、曼哈顿教室的招贴上，讽刺的是，他的头像在资本主义市场有广告价值。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被人发现在选战中与穿着格瓦拉T恤的人在一起。歌星Carlos Santana在领奖仪式上穿着格瓦拉T恤。有报道说Angelina Jolie（好莱坞电影明星，曾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刺有格瓦拉纹身。好莱坞还制作了电影“The Motorcycle Diaries”，把这个阿根廷出生的革命人物理想化。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浪漫故事没有一点真实性。格瓦拉是个要命的“杀人机器”（killing machine），他的革命遗产，是一个奴役人的赤贫的古巴。

古巴裔美国作家Humberto Fontova研究头像后面的那个人，以及流行文化为什么会对格瓦拉那么着迷。在与几十个认识格瓦拉并和格瓦拉一起打过仗的古巴人交谈之后，Fontova在《揭露真实的切-格瓦拉，以及将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格瓦拉。

我们访问了Fontova，讨论这个世界上最不该被偶像化的杀人狂之一－切-格瓦拉。

参访人：你在古巴度过了几年的少年时光，直到1961年你们全家逃离古巴。你们一家是怎么逃出来的？

Fontova：Michael Moore（美国左派电影人）说，在美国的古巴人生活那么好是因为他们把在古巴抢的财富都带到了美国。但实际上，几乎所有逃到美国的古巴人，除了随身带的衣服以外一无所有。

我们一家是乘飞机、而不是小艇或汽车内胎离开古巴的。专制官僚系统允许一些人合法出境，但办出境手续花了一年时间，而在我们到达机场时，共产党军人从母亲耳朵上拿走了她的耳环，还拿走了我姐姐脖子上的十字架。我们只能带一个行李箱。他们说这些物品属于“革命”（la revolution）或“人民”（the people），他们所谓的“人民”，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家庭。我父亲在鞋里钻了个洞，把他的结婚戒指藏在了里面。

但是飞机起飞前一刻，我们正要登机的时刻，安全人员上来抓住了我父亲，说他哪都不能去。就在他们把父亲拖到门里的时候，母亲说我们也不走了。父亲说她必须离开，我们猜想父亲会被行刑队处决。父亲抓着母亲的手说，“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希望孩子们成长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当时我们三个孩子只有8岁，7岁和5岁。我们也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采访人：你父亲为什么想逃离古巴？

Fontova：父亲不喜欢听命行事。有人说离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古巴的人都是百万富翁，或者是黑帮人物，或者是骗子，那完全是个神话。我父亲只是不想作奴隶。我们到了迈阿密（Miami），母亲给哈瓦那打电话，了解到父亲被带到G2安全部门总部接受审问。许多人没有能通过审问这一关。你可以想像母亲当有有多恐惧，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文不名，有三个孩子，自己还很可能成为寡妇。后来我们搬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在亲戚家里寄居。

新奥尔良有不少古巴人，我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几个月之后母亲再次给古巴打电话。这次，她的反应与以往大不相同，她发出喜悦的尖叫。这次是父亲从机场打来电话，我还记得他出现在飞机门口，母亲跑上去抱住了他。那个拥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尾。可我想提醒大家，几千个古巴家庭并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他们的故事没有快乐的结尾。

采访人：你提到卡斯特罗政权把人们投入监狱。那个数字有多高？

Fontova：在1961年，古巴有630万人口。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50万古巴人曾经被投入监狱，在比例上超过斯大林的古拉格。1961年的某个时期，35万古巴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18个古巴人里，就有1个政治犯。这些人被听到对卡斯特罗政权表示不满。人们很难想像极权统治是什么样子，毕竟，拉美不是一直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吗？是的，可是古巴是拉美唯一的斯大林式的极权独裁。

采访人：格瓦拉如何建立了这个极权统治呢？

Fontova：卡斯特罗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后2周，苏联情报人员就来了。格瓦拉是苏联情报人员的主要联络人。在比例上，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在最初3年处死的人，比希特勒（Hitler）6年时间处死的还要多。想想处决的数字，再想想格瓦拉代表的口号“反压迫”。太有讽刺意味了，比较一下古巴裔美国人读到的，和他们亲身经历的。

采访人：格瓦拉在联合国讲坛上吹嘘说“我们处决人”。

Fontova：而且他还在1964年说“我们还要继续处决人”。根据在巴黎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这个时期古巴共产党处决了14,000个男子和男童，这相当于在美国处决3百万人。然而，设计这些处决的格瓦拉，被Jesse Jackson（美国左派黑人领袖）赞美，而Jesse Jackson自己就谴责死刑写了一本书。

采访人：谈到共产主义信徒（communist chic），Cameron Diaz因为在秘鲁使用印有毛泽东像的背包而遭到谴责，在那里，人们了解毛主义的恐怖。

Fontova：但是你会发现Cameron Diaz为他的行为道歉，因此我把人们佩戴格瓦拉行头80%的原因归结为无知。特别是在我处于慷慨状态的时候，我不愿意想到人们有那么愚蠢。不知道是另一回事。毕竟，从远处看格瓦拉的照片，你会认为那是张很cool的照片，因为他看上去像是“The Doors”里面的Jim Morrison。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小孩子，把格瓦拉看作英雄，他很有革命性，他和“大人物”（The Man）战斗。我说：先生们，不是这样，他自己才是人们反抗的“大人物”。你们完全搞反了。

采访人：你在书里写道，格瓦拉是多么厌恶摇滚乐、同性恋、艺人、黑人、以及现有秩序里的任何成员。

Fontova：我只是在书里引用切-格瓦拉自己的话。一个误解是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实他个性冷酷。早期他曾用“斯大林二世”作为自己的签名。他还说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在铁幕后面。他可不是一个嬉皮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拉在1962年的演讲里曾说他认为反叛精神属于反革命性质。请注意，他说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必须被清除出古巴。如果你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你会进监狱的。

采访人：格瓦拉到底是什么个性呢？

Fontova：他比较傲慢。我采访过一些人，这些人求见过格瓦拉，以拯救自己的儿子免于未经审判的处决。格瓦拉喜欢耍弄他们。他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大喊，“立即处死Fernandez。”临床上说，格瓦拉是个虐待狂。卡斯特罗是个精神病。谋杀对他毫无影响。对他来说，那只是功利性的屠杀，以巩固个人权力。所有我访问过的人都说，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佐料。他的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能在办公室里观赏他热爱的行刑队行刑。

采访人：格瓦拉杀害儿童吗？

Fontova：很多男孩被行刑队处决的时候只有15，16，17岁。他们是穷孩子，为了军饷而当兵，就像这个国家有时的作法。他们夹在当中。斯大林式的政权处决他们，只是为了显示“现在是我们发号施令”，“如果你们质疑我们的作法，这就是结果。”

他们并不隐藏这种处决。他们希望把处决作为公开的样板，象斯大林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Massacre）屠杀波兰军官一样。一个原因是对古巴前军人斩草除根，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反革命运动爆发，这些人会成为领袖。同时他们想恐吓大众。

采访人：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Fontova：我这本书应该起名为“你读到的关于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错误，而且完全相反”。格瓦拉1959年搬到哈瓦那的时候，住在古巴最华丽的豪宅里。那里面有瀑布，有类似现在的等离子电视（Plasma TV）类的娱乐设施，有游艇码头，桑拿浴室。这些都有完整记录。
采访人：格瓦拉被认为是古巴革命的灵魂人物。

Fontova：Ariel Dorfman在《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写了大量文章，他把格瓦拉划为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类，是20世纪的英雄和标志人物之一。巴黎的知识人萨特（Jean Paul Sartre）把格瓦拉称为“20世界最完整的人”。格瓦拉经常被成为革命的大脑，但科斯特罗是在背后拉绳子的人。格瓦拉看上去像个知识人，因为他和一些阿根廷人一样，和法国知识人打得火热，而实际上他是卡斯特罗的傀儡，和主要行刑人。
采访人：媒体把这些都搞错了。这个现象会改变吗？

Fontova：主流媒体（The mainstream media）的垄断正在被打破。热门电视节目“Hannity and Colmes”左派主持人Alan Colmes曾经问我，“为什么这些故事在今天而不是20年前冒出来？突然之间，你发现关于格瓦拉的这些恐怖信息。”我说，“不是的，Alan，从1959年开始人们就在说这些事情，但一直都被通过主流媒体过滤掉了。”主流媒体的垄断结束了，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对美国人讲这些事情。我喜欢把这本书作为（垄断结束的新时代的）一个例子。

章诒和：知情者不开口，我们不能永远等下去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生于重庆,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一九七九年被释后调到中国艺术院戏曲研究所，2002年退休。

　　和章先生约采访时，她说，正在菜市场。采访得到她的应允后，她补了一个要求，“时间不要在晚上，话说多了，我会睡不着觉”。
　　章先生的采访是被编辑否定了的，理由是太敏感，不要碰，而当时我已经和章先生约好了采访，并且我没有打算放弃。在约访时，我搜索了对章先生的采访，除了《亚洲周刊》的访问，媒体对这位老人的关注几乎是缺失的，尽管我的很多同事说很喜欢读她的书。

    你不要以为你永远有明天

　　知道：在国内，有一种现象就是退休老干部敢言，你为什么会把这段历史的回忆，放到退休之后？
　　章诒和：我没放到退休之后，从80年代初，就开始做材料的收集和记录。那个时候我母亲在，一定要尽孝道。从早上给我母亲梳头，到晚上陪她看电视。我常常和母亲一起聊从前的事，做了录音，比如于聂绀弩的故事，很多都是有录音为证的。2000年，离退休还有两年，家里又出现了变故，剩我一人，这时，我忽然觉得生命是短促的，不要以为你永远都有明天，可能就突然你没有明天了。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来不及了，尽管你自以为准备得好好的，但准备归准备,等真的动手去写,却是不及了。于是我在2000年推掉了所有的研究和教学，就开始转到写作这上面来。
　　知道：《往事并不如烟》最早是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章诒和：应该讲我最早动手是八四年，那时是手写的。一个横格本，想起一段故事，写一段,有张伯驹，有罗隆基，也有储安平。有些东西需要去查实和挖掘，比给某个右派的定性，到底有几条几款，这些都需要去查。我不是中共党员，不是有级别的干部，又没有公家开的介绍信。所以，查阅档案我都不够格。可以说，想看的东西对我都是封锁的，得来一点东西真的很费周折。你看我很多文章都没有照片，我也没有资格到相关单位讨要照片。准备的过程拖得很长，而集中的、系统地写“往事”，还是在2001年的8月。
该书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在书店买不到,但是,这并不妨碍很多人读到它。

　　知道：在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两本著作当中，《往事并不如烟》和《伶人往事》都有着大量的细节描绘，你如何保证每个细部的真实？比如对叶盛兰的批斗原文都是用了引号的？
　　章诒和：是有材料的，这个绝对不能捏造，你也不能去描绘。场景是什么样的，你就得按照当时那个场景给它复制下来。基本上都是从材料中复制下来，就等于抄一遍吧（笑）。
　　知道：但是读起来很“生动”？
　　章诒和：你要知道，艺人总是非常生动的，连批斗会都是很“生动”的。艺人不懂政治，但有直觉，他们也很善于凭直觉判断。马连良那篇，有一段是写反右情景的（大陆版已删掉）鸣放时期有人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口号，艺人们很拥戴；后来他们知道这个口号是右派的言论，便立马转向了。有的说，现在已经没有外行和内行的区别了；有的说，共产党是内行，我们全都是外行了；还有的人说，我们现在就是应该外行领导内行。这就是艺人，只有艺人才能以表演的方式向左转。你不知道他们的发言是真心的，还是在表演，你要五分吧，他就能做到七分。叶盛兰那篇不也写了吗，李少春在批判叶盛兰大会上的发言很犀利，但是究竟他是真心的吗？很难讲，艺人嘛，他一辈子生命都表现在唱戏上，上头要五分，我就给做七分给你看。这七分也都掩盖着他的本心和本意，反右结束后，李少春还不是管叶盛兰叫四哥、四哥的吗？
　　知道：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会上批一个人，会后还请他吃顿饭。
　　章诒和：对，艺人是这样，所以说艺人本身就很生动，不是因为我写得生动，他自己就非常生动。
　　知道：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生人，对于你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我并没有亲历感，你的书帮我打开一个丰富的、有细节的时代场景，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没有被打开，是吗？
　　章诒和：好多故事都没讲呢。那些没写的或不便写的也都很生动。
　　知道：档案材料会不会也是存疑的呢？
　　章诒和：手抄会议记录，做假的可能性不大。
向历史探询真相的权利是全民的
　　知道：在《叶盛兰往事》中，你写了杜近芳对批斗叶盛兰一事，后来杜本人还“把自己这个挺恶劣的表现当成笑话亲自讲给你听”，在你的被采访者当中，他们怎么面对这段历史？很多人都是当成笑话来消解掉吗？
　　章诒和：艺人除了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以外，他们还要争一个谁站当中的问题。演员一生都在争，争什么？就是争舞台，看谁站在谁前头，谁站在当中，即使梅（兰芳）、程（砚秋）之间亦如此，他们二人风度都有，涵养都有，但在舞台上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命都在台上，自然不能退让。等叶盛兰戴着“帽子”复出了以后，杜近芳发现成了右派竟然那么受欢迎，醋意、妒意全有了，于是就借着你是右派这个通道发泄出来。我觉得她讲得是真实的，事过情迁，进如老年的她也觉得自己当初很荒唐，很可笑。我觉得对艺人不能以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尺度来评判他们，他们常常是在一种有说有笑中回忆往事。
该书大陆版删去了约十万字，并且只允许选载，不准评论、研讨。

　　知道：很多人就很轻巧地把这段经历用一个笑话来消解掉，会不会把内心的一些责任和背负都给笑掉了呢
　　章诒和：那太有可能了，不仅是艺人，很多人都这样的吧。中国人很少有为自己的错误有所担待的。我们从政者都这样，何况艺人呢？
　　知道：因为《往事并不如烟》，有人将你称之为“反右运动受害者的代言人”，你如何看待这顶“帽子”？
　　章诒和：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从来不把自己和家庭看成是天下最受苦、受冤的。这个认识是在监狱里取得的，因为我进了监狱以后才看到，比你这个家庭，比你个人苦得多的人在中国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民族的苦难，你不到底层，你不被踩到最底层，你很难知道它的深重程度。狱中10年，我解决了一个“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这个民族太苦难了，我们怎么也得担当起改善这个民族命运的事情，能做一点点就做一点点。中国人的苦难远远不是一个反右运动和一批精英的倒下。这的确是很大的事件。但是和中国百年史相比，这又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我本人微乎其微，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来做，历史是要大家去书写的，特别是权力对公共空间形成一种窒息性的遏止时，个人的书写就变得极其重要。普通人的书写与精英传、伟人传同等重要，因为这个社会是靠普通人来支撑的。写作是权利，出版是权利，这个权利是全民的，是写入宪法的。我们知道一点就要说一点。每个人一点一点写，我们民族才能得出一些真正的教训。
监狱是我的第二所大学
　　知道：刚才您提到，在监狱当中的十年，明白了该怎样生活，你是知道了自己该去记录这段历史，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章诒和：一个人不能老想着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你应该为别人做点什么，并且因为为别人做而感到快乐，这是很重要的。现在的青年人，父母对他们失望，失望在哪儿？就是他们心中只有自己，他们连父母都很难想到。
　　知道：你刚才提到自己的平民身份，但是我们看到你的两本书上面谈到的都是一些精英阶层的生活？
　　章诒和：那没办法，因为你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头，你生来，上天就把你搁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从小就很难认识一个农民。但是，在监狱里面大量的都是农村犯法分子，大概有80%以上，其中的人就为了一口粮食，一头牛，去犯罪了，你会觉得他们的犯罪根源固然有自己的原因。那么，社会呢？制度呢？你会想很多。所以，我常说进了监狱就像读了第二所大学。
　　知道：应该说这场风波最苦的还是最底层的平民？
　　章诒和：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农民，我觉得中国最苦的是农民，特别是那些山沟里的，特别苦，我后来就关在大山里。
四大名旦：梅兰芳（左三）、程砚秋（左一）、尚小云（左二）、荀慧生（左四）

　　知道：你有没有打算在这方面开展自己的写作呢？
　　章诒和：你写什么和怎么去写，也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写某些东西，会失去现实利益。有人就是很现实地考虑就放弃了，私下里和一些不错的作家去聊天，他们什么都明白，比我明白多了，但他们就不写。能不能出版，遭不遭封杀，对我来讲都是其次的问题，我今年六十四岁，我并不以为我能活得很久，其实，我这个年纪是在为死亡做准备，随时你可以走，你可以死于疾病，你可以死于车祸，你还可以死于不明不白，这些都有可能。那么在有效的、健康的时段里头，你能做多少事，还有你有能力做这么些事，你写罗隆基，你写储安平，那时因为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个阶层群体的人，那么你换一个，写山沟里的农民，你也会很自如吗？也未必吧，那么是不是你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想做好、能做好、许不许你做好，三者之间实际上有很大的距离。我还面临一个时间问题，一切都开始得太晚。
　　知道：我想精英阶层的生活变故很大，但是在底层应是也有很多很冤的事，发生一些让我们不可想象的一些事情？
　　章诒和：我刚进监狱，第一个发现是很多犯人活得很快乐，这是因为狱中生活和他们从前的生活没有两样，这于我是极为震惊的。我去了之后，却处处不适应——这个地方怎么睡觉？这个水怎么能洗脸？这个厕所太恐怖了？人家过得好着呢，而你一只脚踏进，就彻夜难眠，你的固有世界全部颠覆。这时，你就必须要思考——你为什么过不了，他们还挺乐呵的，谁有问题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整整十年，现在你结婚都不一定能和你丈夫过十年，我接到判决书的时候，一看被判二十年，真叫他*的，在监狱与犯人朝夕相处，过得都比两口子过得还长，还亲，是吧！我当时就想坐就坐吧，但我一定要活下来。因为我父亲就嘱咐过我，“你无论如何得活下来”，那就坐吧。
　　知道：在监狱里面，会不会有意地去找一些宽慰自己的理由呢
　　章诒和：人不可能总悲哀吧，奴隶也有笑声嘛。
　　知道：在你的写作当中，用得最多的是叙述，是讲故事，每个人在解放前辉煌一时，然后遭遇到反右，接着文革，或自杀，或冤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你却不着一笔，为什么？
　　章诒和：不能说解放以前，这个要更正，应该是49年以前，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应叫三年困难时期。你问的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官方现在不是有规定嘛，不让谈反右，不要谈文革，即使写了，也不能出版。
　　　　　　　　　　　
                  （本文根据电话录音整理，经过被采访对象审阅）

柬埔寨撕开历史伤口

艰难的审判

　　2007年6月13日，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联合国特别法庭宣布，已通过一部规定起诉柬埔寨前领导人手续的内部规则，正式审理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开始。

　　7月3日，由17名柬埔寨人和12名外国人担任法官和起诉人，把柬埔寨法律和国际司法标准混合在一起的诉讼程序得以启动。特别法庭是模仿1890年至 1954年间统治过印支半岛的法国的法治体系建立的。柬埔寨法官由洪森首相任命并向他负责，而外国法官对任何有争议的决定拥有否决权。

　　之前，在审判程序方面，一直有很多相左的意见存在于柬埔寨和国际司法官员之间。此外，不同的法律体系之间产生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当然，这还不只是柬埔寨本国法与国际法的不同而已，因为参与的各个国际司法官员本身也引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判例等等。所以审判程序的草案才公开，就已经饱受批评。

　　国际法官中的一员、东京地方检察院前检察官野口元郎说：“在柬埔寨的法律框架下，制订一部符合国际标准的内部规则的确非常困难。”

　　由于审判拖延已久，人们一直在担心：其实洪森首相不想进行此次国际审判。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多年来，洪森设置重重障碍，致使该工作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柬埔寨政府一直在努力和美中两国修好关系，以期获得广泛援助，发展本国经济。”

　　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尽管后来都已经放弃，但是红色高棉当时受过美国和中国的支持，而后两者先后都有过与越南为敌的经历。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在1980年代，流亡在密林间的红色高棉竟然作为合法的柬埔寨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并且可以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

　　另外，在柬埔寨国内也有抵制审判的力量，曾经为红色高棉效力的许多军官现在还在柬埔寨政府正规部队里服役，包括首相洪森倒戈前也曾经是红色高棉的一名军官，“这关系到现政府的根基”。

　　事实上，红色高棉历史的复杂程度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在2004年表示：“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有过联系与合作。”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

　　2007年10月初，“审红庭”公共事务主任海伦·加维斯公开表示：法庭旨在为受害者服务，首要工作是以受害者的名义“对每宗个案进行审判”，想到仲裁庭旁听的非政府组织，须向柬埔寨内政部提出申请。目前，法庭已经接到3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申请。

　　海伦·加维斯同时也对即将面临的困难有过描述：“特别法庭需要在柬埔寨法律中找到它的基础，但是这个法庭的特定结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联合调查法官、联合检察官、审前会议，还有法官决策所遵循的绝大多数准则。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要安排怎样让柬埔寨法律在这个特定结构中正常运作，进而确保审判达到国际标准，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资金缺乏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5年3月，国际社会终于决定为这次审判赞助3800万美元（日本是其中最大的捐赠国，法、英和澳大利亚紧随其后），但这离所需的4300万美元还有500万美元的缺口。贫穷的柬埔寨预计自身要拿出1300万美元，不过它已经正式宣布：最多只能拿出150万美元。

　　谁都没有责任

　　“整个审判程序一直在拖沓中进行，”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但是现在，谁都不可能为红色高棉的种种恶行承担责任的情形令人担忧。”

　　2006年7月21日，曾有“屠夫”之称，被控种族灭绝罪名的“独腿将军”塔莫在金边一间军方医院病逝，终年约80岁，他是在世并被押的两名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死前他被柬埔寨政府抓获并关押在金边军事监狱长达6年多。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也有泰柬边境的民众把这名“屠夫”视为英雄，原因是“他英勇地抵抗了越南侵略者”。

　　2004年3月，73岁的乔森潘出版了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主要讲述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初柬埔寨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他本人在此期间的地位与作用，这是迄今为止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出版的第一本触及那段引人关注的历史的书。他表示：“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的同胞。”

　　在被捕之前，农谢就对△△社的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谁应该为此负责。”他还说：“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干系。有时候，由于待在人大常委会，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早在 1999年的一次被采访中，S-21监狱的负责人康克由曾将矛头指向农谢，称其是“屠杀的主要负责人”。

　　2007年10月7日，正在泰国进行心脏检查的英萨利在曼谷国际机场否认了关于他与红色高棉大屠杀事件有关的传闻。他对在场的多名记者称：“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不过没关系，就让‘审红庭’找出事情的真相。”英萨利同时还表示自己动过几次心脏手术，现在心很衰弱，“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许多人担心，塔莫逝世后，会有更多的人逃过法律制裁而逍遥法外，因为“每一名红色高棉领导人去世都意味着特别法庭失去了一个重要线索”。所有红色高棉政权的高级领导人都已经年迈，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受到法庭审判就已经死亡，“到最后，他们可能一个都没有被正式押上法庭受审”。

　　人们似乎都在急于忘记过去，但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往事总是令人心潮难平。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在外界看来，罪恶明显的这场历史大审判迟迟才能开幕，自然要引来许多思考，甚至非议。”

　　现在，柬埔寨城市街头几乎所有的书摊点都在出售关于红色高棉历史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其中包括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n）与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当时的狱卒合作拍摄的影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再现了S-21监狱屠杀1.7万名犯人的真实景象。

　　在距首都金边西北400多公里处、柬泰边境扁担山脉中的安隆汶，这个红色高棉的最后据点，以及波尔布特的埋葬地，现在已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一些国际商家们甚至盘算着如何把那块地方变成有别于柬埔寨旅游胜地吴哥古迹的又一个旅游景点。来自日本等国的国际商家们想开拓的旅游景点还不仅仅是安隆汶，“万人坑”、“S21”和“Cheung Ek杀人场”等其它的一些与民柬有关的场所，也成了他们开发和赚钱的目标。2006年到这些“特色旅游”景点参观的外国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当然，这种发“民柬财”的商业行为也遭到了很多柬埔寨民众的反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取悦游人，希望能让那些‘游荡的魂灵’早日入土为安”，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对公开展示受害者头骨的做法也一直持反对意见。

　　现在，已经逐步成为东南亚旅游热点地区的柬埔寨经常充满了欢乐景象，尤其在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期间，无论是金边的皇宫广场外，还是吴哥窟古遗址周围的道路上，贫穷的柬埔寨人都会满脸笑容，不断向身边的同伴，或者远道而来的游客泼撒着凉水和白色粉末以示祝福。

终于悬响的正义之剑

——柬埔寨前红色高棉种族灭绝罪行审判

    庆幸此日，铭记此日——无论柬埔寨民族还是整个世界，都会深深庆幸与铭记今天这个又感叹又唏嘘的日子——
    继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两个月前被以反人类罪的罪名拘捕，今天，73岁的乔森潘在金边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时  也被警方送往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种族灭绝罪行法庭。至此，包括也已在押的前红高棉外长英萨利、社会部长英蒂迪和金边S21监狱的负责人康克——审判前红色高棉种族灭绝罪行法庭预定的五名被告，终于全部缉拿到案。实质性的审判正式而全面的启动，也许在睫。
    三十二年，多么姗姗悬响的正义之剑！
    柬埔寨前红色高棉种族灭绝罪行审判，多么庄严的历史回声！

    一百五十万生命！包括数以万计的华裔！仅2年余死于屠杀及强制劳动！——相当于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的社会，怎么能够承受这样酷烈的重构劫难？魔教异想，竟能疯如血海般地吞噬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与作为族类的人类自身？！多少万人坑、 “S21”和“Cheung Ek杀人场”！——是的，仅仅位于金边以南约15公里的“钟屋纪念佛塔”，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就有大约17,000人在这里被处死！……

    二十世纪漫漫而血腥的乌托邦，是被波尔布特集团推向现代峰极的！
    联合国支持的金边审判，将以最庄严的法律形式，在把一个罪恶的魔群与他们反人类的伪理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同时，也凝固人类最耻辱、最血腥、最怆楚的世纪悲剧记忆，凝记人类自噬的价值迷阵与世纪教训。真相、正义与普世价值认同是和解的基石，是人类在任何一隅，走向守护自身而不是自噬自身的文明的必由之途。毋庸置疑，即将全面启动的审红是审判，是惩罚，是警戒，也是人类尊严、价值与自身守护境界的提升！是悲悯，是记忆，是回音，更是普世文明对未来整个世界高亢、执着而深沉的召唤！

    就是在这样庄严的意义上，人类怎能不又感叹又唏嘘：曾记否，对于吞噬了三十分之一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仅战后的第二年，就在战争策源地纽伦堡与东京展开了神圣的国际大审判，就是戈林们与东条英机们耻辱的末日。而对于波尔布特们的登峰造极，整整三十二年了，良知人类却一直在期待、观望中忧心忡忡：“审判红色高棉似乎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支持过它的中国，承认过它的美国，曾经是其下级军官的洪森，已被大赦的层层责任者们？延宕中的的那一种貌似宽和的急功近利，又何异乎上个世纪人类反噬自己的绥靖或乌托邦狂热的那种急功近利？与犹太民族对杀人魔王们不屈不挠的追寻法办相比较，金边审判的姗姗折射出一个何其苍白的世界！
    是啊，多少万人冢与累累白骨早已成世纪景观！可前星期刚刚出版的乔森潘自传，还在为红色高棉前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辩护，而出版于2004的乔的一本自述的序言的作者，还是应邀万里来援，素有“国际罪犯求助的最后律师”之称的法国名律师雅克韦尔热；前红色高棉“三号人物”——英萨利呢，十几天前还逍遥在拜林或金边的别墅里；尽管S21监狱的魔头康克亲自指证，当年的农谢委员长依然还是一推一二五——仿佛百万生灵不是自我蒸发，就全是吞噬于一个波尔布特的血盆大口之中。青胜于蓝出于蓝，豢养他们、武装他们、却以意识形态摒绝侨胞呼救求告的某些人，当然更是至今没事人儿一个个！——一如他们之于国内的引蛇、饿殍、文革冤孽与。。风波！
    ——是了：彼一时也，气壮如牛；此一时也，百般抵赖——原来这不过是乔森潘们的又一种师承！

    不过，文明世界的进步与希望却正在于斯啊：在于百般抵赖的“不得不”之中，在于唏嘘中的感奋之中——即将正式而全面的启动的法庭，早已接到3000多个非政府组织欲到仲裁庭旁听的申请。是的，庆幸此日，铭记此日的静夜里，我也在内心深处谛听着世界感奋中的唏嘘、唏嘘中的感奋——人性的慰藉，人类生命尊严的振奋，人类价值与自身守护最真实也不失为磅礴的一次升华！
    也谛听着世界东方庆幸中期待：
    乔森潘们的今天，未必不是他们暴虐而闪避的同道与师长们的明日——既然迟到的正义之剑毕竟悬响有时，闪亮有日！

                                                     2007-11-19始笔于北京

 贿官买“官”，欺行霸教：释永信如何当上少林寺CEO

【峨眉山牛心寺牛心论坛】用户名: 行正

我可以告诉你永大师的情况

1986年12月13日，德禅长老让行正大师接替少林寺方丈一职。

行正是双眼失明的法师，因为当时政府工作组入驻少林寺，德禅主持以年老为借口回避，退任名誉方丈……不料行正接替方丈次日即因重病住进洛阳白马寺医院（由其大弟子永乾法师伺候），并于1987年8月27日病故（其间回寺2次，所住时间约3个月）。

此际被逐出师门的永信回到了少林寺（永信被逐后曾拜还俗僧郝释斋为干爹，目的是请其说情回少林寺，结果未能成功）。后来他自称是其师父圆寂后得到衣钵——如果是遗物当时在场应是永乾和其他师兄弟（根本没有接法的机缘是骗人的），佛教接法是要真传的，人已死接什么法？永信说他得法得的什么法？

行正法师圆寂后，永信企图当家并攻击准备接当家的行孝法师（中国佛学院南京分院毕业），他以卑鄙手段赶走行孝法师，并打着真真假假的招牌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为了缓和矛盾，少林寺住持暂由老住持、名誉方丈德禅代理，素喜大和尚作为法人协助当家（可以查看当时少林寺的财产登记法人）。此时的永信只好以少林寺29代方丈接法人和武僧团名义在全国乃至海外表演骗钱。

1993年3月德禅方丈圆寂后，素喜大和尚接任住持并担任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印松和永乾法师为副主任，永信连成员也不是。

1994年4月，地方政府拟在少林寺山门收售门票——这在当时的大陆佛寺中是首开先河（接下来全国效仿少林），时任河南省佛协会长、白马寺方丈的海法激烈反对此举，并在全国佛教会议上散发反对出卖佛教的传单。永信心口不一，表面上反对政府行为，暗地里勾结支持分管副市长苏海阔，卖寺求荣。包括赵朴老在内的众多佛教界人士反对无效，永信由此得势。

这是永信出卖佛教后得到地方政府的第一次信任：当年9月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更名少林寺寺务委员会，增补永信为副主任协助素喜工作（另有委员德建、德扬等7人）。

1995年9月，在筹备少林寺建寺1500年庆典的活动中，永信终于通过和贪官的交换互利获得了政府重用。

1995年8月5日4时，永信暗地里着人放火点燃大殿门，然后利用政府权力，将素喜长老身边的十余位优秀僧人（大殿责任人）赶出少林（据说事后受指使放火的也被灭口了——永信说他用的是当年共产党冒充国民党烧杀百姓的招）。

1500年庆典活动结束，永信用贪污巨款贿赂中国佛协常务副会长和游相等人，拟运作升任方丈（当时升方丈需要佛协盖章），却因赵朴老的反对一时不能得逞。

1996年6月，永信因贪污善款上千万，被素喜长老告上法院（有案可查）——此案本足以扳倒永信，清除这个危害玷污佛教的祸害，没想到却被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胡长清摆平（永信花60万买通胡某亲自来少林——2000年3月8日，胡某因贪污被执行死刑，大家还记得永信哪里是他题的字吗？）事后，德建、德戒等10余位僧人又在他的攻击诬陷下被迫离开少林寺。

素喜长老德高望重，来少林寺拜望和护持的人很多，永信对此一直非常嫉恨，耿耿于怀。1997年6月，病重的素喜老和尚终于被赶出少林，住在寺外一偏僻的破房内——永信得意洋洋地说：“这一招是跟共产党学的！”，素喜大师最后留下的遗愿是死后回到少林，却遭到释永信的长期阻扰，后来迫于宗教界的压力，释永信才作出了退让。

1999年6月，全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居士因病重住院（2000年5月21日去世）。永信趁佛协混乱之机，打通净慧、倪强、和游相的关节私盖佛协印章，于当年8月荣登少林寺方丈宝座——当时住持素喜已病卧在床，为防夜长梦多，释永信偷偷摸摸在半夜升任方丈（由净慧欺骗本焕长老一起为他传法送坐）。其时为堵人嘴，老和尚们被骗到少林寺指导工作，可他们并没有给他送座挂珠。永信师徒连夜偷升少林寺方丈，次日赶紧宣布已经升座，以及谁送座谁挂珠……可笑到了极点。

永信不禅不武，无德无才，妄语百出，欺师灭祖。少林寺原属子孙丛林，传统的少林功夫都是由师父严格选徒传授，而现在的少林只有永信可以收徒（他说要用共产党的招整合少林寺），其他僧人不能收武术徒弟和皈依（与少林祖师、佛教教义背道而驰）。真正继承少林功夫和文化的正直僧人被永信千方百计赶走，曾经的师兄尊长反而拜他为师（荒谬呵）。永信不会功夫，怎么去发现人才？又用什么去教徒弟呢？所以，现在仍混在少林寺的是两种人：一、惟利是图与永信一伙的人。二。虔诚热心的上当受骗者。

著名的“老三反分子彭德怀反动罪行七十五例”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毛主席指示红五军、红四军合并，彭担任副军长，他十分不满，主席刚走，他就另立旗号，自封为军长。

2.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因其大反毛主席有“功”，被王明封为军委副主席。

3.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大为不满，大骂毛主席瞎指挥，并勾结刘少奇、张闻天、黄克诚、杨尚昆大肆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领导。

4.长征后期，毛主席要一军团（林彪同志任军团长）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合并，彭任总指挥，林彪同志任军团长，彭大为不满，军阀本性发作，造谣一军团欺压三军团。

5.在太行山根据地，彭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施，勿施于人”的谬论，公开反对当时毛主席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6.抗战时期因其在华北做尽坏事，主席调他回延安，进行整风，清算四十天，彭不满，直到庐山会议时还破口大骂“你们X我四十天娘，我X你二十天还不行。”

7.四五年六月七大时，彭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百分之零点一是不对的。”

8.彭攻击毛泽东思想是“狭隘经验，山沟里的东西”，“没有系统化”。

9.彭胡说什么：“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成熟的”，“不是句句都管用”。

10.彭曾说：“毛主席著作是过去的东西，今天情况不同了，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

11.彭放毒说：“毛主席著作只能做参考，不能做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

12.五六年八大会上，彭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划掉”，并说“我是主张反对‘个人迷信’的”。

13.五八年在南宁、成都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反对反“冒进”是为了建立个人威信，不注意集体威信。

14.五九年上海会议期间，当主席讲到要亲自挂帅时，彭恶狠狠地攻击说：“过去还不是你挂帅！”

15.彭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16.彭不准军事博物馆建造毛主席铜像，竟恶狠狠地说：“现在建了干什么，将来还要搬掉。”

17.彭连在军人誓词中“忠于毛主席”这一句都不让写。

18.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一人说了算”“不民主”“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

20.庐山会议上还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错误，叫嚷“大家脱裤子，毫不例外。”

21.攻击毛主席“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二、历史上忠实执行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最高指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2.彭在国民党军队何健部下干了十二年，刘型师的第一副团长，多次镇压农民革命运动。

23.一九三0年上半年为了扩大自己实力，使用军阀手段，武力吞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地方部队，大大增加了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

24.一九三0年七、九月曾坚决忠实地执行李立三机会主义路线，攻占长沙。

25.彭是流寇主义典型，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二九年七月，一九三0年四月，三次私自带兵离开井冈山，甚至想打过长江去。

26.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反蒋，彭德怀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敢联合同盟军共同反蒋，致使蒋介石各个击破，先打败了十九路军，又反动了第五次围剿。

27.一九三五年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堡垒主义，宣扬“拒敌人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的谬论，消极防御。彭指挥的黑虎脑战斗是执行消极防御方针的典型。

28.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彭又坚持逃跑主义路线。

29.一九三五年八月，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带领红四方面军闹分裂，彭主张武力解决四方面军的前敌指挥部，由于主席制止和批判才制止了。

30.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又执行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31.彭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喜欢大军团作战。一九四0年八月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当时蒋介石立即电报嘉奖：“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其交通为要。”彭则马上答应：“把胜利扩大到各条战线上去，扩大到抗战的各方面去”。“彭德怀在给刘少奇打去的电报中暴露了他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百团大战为的是打破当时日寇对重庆的压力”“假使敌人还要进攻，威胁到重庆……我们又要继续，百团大战撑起了蒋介石的腰。”

32.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认贼作父，肉麻地吹捧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甚至说：“八路军……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日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建造了很多抗日根据地，维护了敌后方广大人民的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遍华北每一个角落。”

33.一九四二年五月，“百团大战”后，有次他明知敌人来合围，本来可以离开，但是他调了华北局机关非战斗人员达十万人与敌人拼，结果损失巨大，左权将军也牺牲了，而彭却不顾战士安危，派人到处去找他的老婆。

34.彭德怀忠实执行不超过四年的速胜思想。原因是历史上的战争还没有超过四年的。

35.在抗日战争中，彭一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每打一个县城，彭就到处找国民党人员来当县长，将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双手交给了国民党。借三.三制政策，行投敌人之实。敌人当了县长就反过来整我们。

36.打仗不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是为了发财，私自决定打宝鸡（当时里面有敌人的大仓库），结果失败，自己差点成了俘虏，后又将责任推到当时的四军军长王石太身上，大骂之。

37.抗战胜利后，彭提出：“今天中国的民主就是要求国内各阶级平等”“反对共产党一党治国，以党治国。”

38.保卫延安的历次战役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打的，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主席离开延安，他冒险到敌人心脏里去，结果损失很大。

39.在朝鲜战场上，一、二、三、四次战役都是按照主席计划打的，一直胜利。第五次彭抗拒主席指示，来了个孤军深入，结果造成了入朝作战后的最大失利。

40.在朝鲜彭德怀执行了大国沙文主义，他对金日成大声训斥，使中央很被动。他不仅骂了金日成，还骂周总理。由于他使中朝关系一度紧张，苏修乘机钻空子挑拨中朝关系。

41.毛主席命令炮击金门、马祖，这是对美帝、苏修最好回答。而彭对这一战役不满，托口视察，到西南去了。

三、推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腐蚀瓦解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决不容许抢指挥党。”

42.否定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思想革命化，学苏修，搞一长制，要取消政委。在修改军队基本条令时，把有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党委集体领导的条款全部勾掉。

43.反对毛主席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原则，叫嚷什么：“要防止不适当的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军队的党委工作任务只能根据军队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去规定。”

44.宣传单纯军事观点说：“部队军事训练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

45.他在主持军委工作时，不是按主席的备战指示办事，搞军事主义军事路线，认为战争不会打起来，既不搞常备武器，又不搞尖端国防科学研究，提出“管你什么原子弹、氢弹，我有我的山药弹”的混蛋理论。

46.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胡说，“形势变了，民兵制度过时了”“不要普遍民兵制”。

47.在军队中搞资产阶级一套，搞元帅服、评军衔，搞薪金制，物质刺激。举行军队舞会、酒会，企图使我军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队伍。

四、疯狂地反对三面红旗

最高指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林彪同志说：“革命的特点就是跃进，就是我们总路线讲的大跃进，不是慢慢的前进。”

48.一九五三年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49.一九五五年积极支持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

50.五九年做反动诗来攻击三面红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过？请为民鼓与胡。”

51.彭攻击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倾冒险”“头脑发热”的表现，“不老实”“浮夸风”“抄假报告”“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

52.污蔑大跃进是“有失有得”，“劳民伤财”，“失是主要的”。

53.攻击我们党在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的领导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把多年的群众路线置之脑后，“忘记了”，是“主观主义”。

54.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要垮掉”。

55.彭攻击三面红旗带来的“严重问题是比例失调”，“每天有九千万人去炼铁”，“要采取积极措施”，“有的要下马一些。”

五、结党营私，里通外国，多次阴谋反动军事

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56.遵义会议后，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等散布悲观情绪，企图动摇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57.一九五三年彭与高岗、饶漱石组成反党集团，极力主张“轮流坐庄”，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58.解放后窃据了军委大权，利用控制的三个总部，私自和黄克诚、洪学智窝藏三十亿军费，阴谋发动政变。

59.一九五七年勾结赫秃、铁托、刘少奇大肆攻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60.一九五九年六月在苏联时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6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彭与张密谈“去年九月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红军来”。

62.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彭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6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发言向党进攻后，彭说：“你讲得比较完备。”

64.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彭多次出国与赫秃子有勾搭。当着赫面说：“二十大是个勇敢的大会”“开得很好”。

65.一九五X年X月赫秃来中国和彭私通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还要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

66.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赫秃七月十八日在波茨坦公开攻击我人民公社。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赫宣称彭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的“最好朋友”。

六、抗拒批评，大搞翻案活动   

最高指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67.在庐山会议上说：“我准备撤职”，脑袋“砍掉也可以，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劳动生产。”“我今年六十二了，杀头枪毙也不算短命。”

68.在刘少奇的鼓动下，抛出翻案信说：“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搞“派别活动”，说阴谋篡党是“莫须有的罪名”……
 
69.抗拒毛主席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胡说“我写信动机是好的”，“有张飞之粗，没张飞之细。”“我认为毛主席讲话太过分了，我有保留”，“主席说我的‘信是招兵买马’‘有野心’‘伪君子’，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有保留”，“无官身轻“。

70.彭完全否认中央军委决议，把与张、黄、周几个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活动说成是偶然谈天相遇，是“右倾思想相符合“，并疯狂叫嚣中央派人去调查军事俱乐部问题。说什么“根本没有那回事，到那里去承认”，“造这些假名单来损害人民解放军，这就无论如何也是不容许的。”

71.他公然否定毛主席给他做的结论，说什么“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甚至引起党内一段混乱。”“对这个决议案我就是不喜欢看”，“有野心，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野心，有话我要讲，憋不住。”

72.一九六0年在高级党校勾结杨献珍，散布反党言论，企图翻案。

73.经过了三年的周游列国，用金钱收买了一些基层干部，从而收集毛主席的材料，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抛出洋洋八万余言的翻案书。

74.彭把阴谋篡军说成是“我主持军委，我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是举得不够高。”并攻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是六一年以后才提出的，什么东西都在发展。”

75.他把学苏修一套造成的恶劣影响的责任推给别人，胡说什么自己也不愿穿（元帅服），……穿着象马戏团演员。”“资产阶级影响倒是有的，如军衔礼服，元帅，大家都有责，我也有一份，我是国防部长，我没有提倡。”

肃ＡＢ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距今69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竤众惨遭杀害。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以后随著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写。直至80-90年代，在撇开毛的个人责任的前提下，当年这场事件的大致轮廓才初步显现，但仍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AB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甚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甚么关系？为甚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AB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维护领导权威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声誉鹊起始於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这之前，毛虽是中共建党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27年，党的声光全被陈独秀等所占，尽管毛被公认为农运专家，然而还是属於年轻一辈，对党的决策不起任何主导作用。

    国共分家，中共潜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带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党的斗争形式、组织构成和党的性格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於中共已从合法政党转变为秘密政党，列宁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司令部的权威也基本确立，由此中共开始了军事共产革命阶段。

    进入军事共产革命阶段的主要标志在於1927年后，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盘——红色区域，从此中共可以在这些地域公开推行自己改造中国的革命政纲，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新情况，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崭露头角、声名大振，使党的声光逐渐聚於其身。

    毛泽东无疑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勋，他在江西农村的努力及其实践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路。但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只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同志，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毛不仅不是党的名正言顺的领袖，甚至在江西苏区，毛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是靠熟悉农村和农民情况、善於领导军事斗争起家的，然而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与历代农民战争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革命是受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党为武装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义理系统，并拥有对这套义理系统的充分解释权。党还为武装革命提供组织框架和干部来源，党不仅有建立革命武装的发号施令权，也有任命干部、调动干部的组织指挥权。尽管毛在创建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功劳盖世，但他仍受到党的制约。

  　1927-29年，毛泽东在江西辛勤开拓，对受制於上海中央虽多有不满，但基本上对中央持顺从的态度。毛在理论方面虽不时有越轨之举，但其言论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毛在组织关系上，也未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毛经常向上级党委和中共中央书面汇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中共中央是以颇为欣赏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江西创造的这番事业的。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况下，将毛选入中央委员会。总的来说，上海中央对毛的活动，包括毛在江西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乐观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发生的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中央表态明确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苏区领导地位的确立。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则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在战争环境下，军队是维系苏区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军—党—苏维埃政权，已实现高度的一体化，毛於是成为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过毛才得以在苏区贯彻。毛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获得了很大自由——毛从此拥有对中央指示的灵活解释权，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而为一，以中央的名义强制推行。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於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毛是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使许多军中同志对其“敬而畏之”。在1929年的朱、毛纷争中，朱德因其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前身）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甚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於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侧。

    镇压“反革命”，何愧之有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於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李文林是知识份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於“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2）军队及地方党

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如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如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於1930年2月6-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等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1）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2）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 

    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

    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工农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於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对於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竤众大会中由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因忙於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断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於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如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於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縪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著“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无奈纯然个人的声音。

茅于轼：经济学家要说符合真理的话

我们只是想知道老百姓的直观感受。他们面对税负态度如何，他们有多痛苦？哪个阶层更为痛苦？
福布斯又发排行榜，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于是，各种辩解再度出现。但我们不想关注，中国究竟排在哪里。
中国的税负现状如何？这是一个颇具罗生门色彩的话题。如果你问私企的老板或者普通的百姓，他们往往会引为切肤之痛：重或者很重；如果你要问到政府部门，他们往往会举出宏观数据：不重或者偏轻。

最新一期的《福布斯》言论，无疑使这个话题如火上浇油：“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像往常一样，中国官方出面驳斥，税务专家表示其指标体系并非国际公认，其排行榜娱乐性强于科学性；媒体则在争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究竟有多高。

一时纷纷纭纭。喧嚣之下，也有更多的人在思考：中国人的税负状况到底是怎样的？纳税人是幸福还是痛苦？其原因又是怎样？一场宏观的争论，在此转为更为民生的话题。
税负现状分析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6年中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这个数字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此表示异议，他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已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

这一判断的背景是中国税收收入近十几年呈直线型增长，1999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6年达37636亿元；近年来的增速均超过20%，远超GDP、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与周天勇一样感觉税负较重的，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和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指出，一方面因为税基比较窄，税负主要落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及个人身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1994年，我国工薪项目个税32.13亿元，占个税总收入的44.21%；2000年工薪阶层缴纳283亿元，占全国个税660亿元的42.86%；2004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中低收入者又占了绝大多数。2005年，工薪阶层为个税总收入贡献了60%的份额，而富人的纳税份额不到10%。

税收专家刘桓认为，在当前的分类扣缴制度下，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有网友指出，这实在有违“多得多纳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原则，税收本应发挥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演变为事实上的“劫贫济富”。

税收到哪里去了

“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日前的调查，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预算支出的透明度却没有随之增高。每年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出阳光监督老百姓“钱袋子”的问题。

在上海“海归”老刘看来，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近乎玩数字游戏。试问如此多的税收之下，我们的福利如何呢？老刘对此深有感慨：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已经囊括了国民的生老病死，在美国，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而在中国，税率从来都不考虑家庭因素，把养老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在老刘看来，税收的法理逻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与高速增长的税收相呼应的却是“GDP崇拜”下公共服务的递减：教育和医疗卫生已经不是一种福利，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已成为压在纳税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等。

我们的税交到哪里去了？在上海一家报社工作的小吴，对每月要交1000多元的税养活“腐败分子”耿耿于怀。他认为我国行政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纳税人税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2004年，国家审计署核查了2002年和2003年全国的行政经费、税收、基建、金融信贷等违规情况，共审计出违规资金2.252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公车支出一年3000亿、4000亿，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

哪个阶层更痛苦

《福布斯》的排行榜，以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等一系列指标，把“痛感”量化，并得出在税负上“谁更痛苦”的结论。在小吴看来，数字总是冰冷的，而“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公众之所以对税收痛苦乃至愤怒，在于税收的公共服务逻辑没有得到理想回应，公共服务质量仍待提高，公共保障制度仍需健全。

没有得到理想回报的税收，似乎已构成纳税人不能承受之痛。这痛苦似乎是普遍的，哪一个阶层最为痛苦呢？小吴认为：追问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探寻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现状。

税收面前，谁更痛苦？是靠工薪为生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吗？随着税基的加宽，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他们的痛苦能减少多少？是农民兄弟吗？废止《农业税条例》以后，每户农民每年可以多得五六百元的收入。他们曾经的痛苦能永远免除吗？

是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税收的新社会阶层吗？对富人的收税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为富不税”现象更是千夫所指。相关税收监管政策早在1994年就已开始，13年来，更是下发了10多项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他们会不会更痛苦？

是被称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的中产阶层吗？那些年收入10万元到几十万的人群，当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而2006年，年入12万以上者须自行申报个税政策出台，他们是不是更为痛苦？

来源：南方报业网

    近日一个像流星般转瞬即逝的亿万年轻女富豪，激起人们对于财经八卦问题的强烈兴趣，剥开年轻、女富豪这些装饰，这则新闻背后折射出民间资金慌不择路寻找投资回报的现实。另一则更重要的消息却轻轻滑出了人们的视野:2006年中央企业经济效益继续大幅增加，实现销售收入81368.8亿元，同比增长20.1％；实现利润7546.9亿元，同比增长18.2％。绝对利润上升，但相对下降，在经历2003年与2004年的高增长后，央企利润增幅每年下降5％以上，央企利润增长进入下降通道，产能过剩压力进一步体现。

    民间资金无法找到投资渠道，独占利润制高点的央企利润则进入下降通道，两者叠加出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中国的要素资源迄未找到高效配置方式。缺乏高效率的企业与内需市场的支撑，很可能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对央企垄断利润的质疑正在被另一个更深切的担忧所取代:如果这些吸纳优质资源的巨型企业出现生产率下降，或者中下游企业无法吸纳上游原材料供应企业的生产能力，中国经济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这一隐性风险日渐浮出水面。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上涨6.0％；而工业品出厂价格仅上涨了3.0％；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前一数据反映出上下游产业、原料与制成品链条脱节的现实:当上游企业凭借定价权优势扩大产能竭力追求让人艳羡的投资回报率时，下游企业正在为力保生存拼个你死我活。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国企利润下降，其利润增长来源很有可能从实业领域转嫁给资本市场，通过银行贷款与资本市场，国有与民间金融资源几乎被大型国有公司全部覆盖。

   当前中国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多出现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钢铁、电力、石化、汽车、建筑材料等领域；二是政府投资或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占相当比重，多数产能过剩行业相当部分是中央企业在投资中居主导地位。这一现实提醒我们，以计划手段倾向性地配置资源并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人为构造高投资回报率的大型特权企业，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先生曾指出，宏观经济不稳定是因为大企业破产，其一旦失败又很容易影响其他公司。这些失败的公司因为很多负债，会把供货商拽下来，供货商又把别的公司拉下来。最后，会导致银行的破产，从而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即使不会引发全局危机，重化、能源领域的大企业的退出成本仍然让人难以承受，会对银行、税收、就业、社会稳定等造成较大冲击。

   上下游企业通过价格体系进行市场调节，最终达到供需大致平衡，才可能形成健康的产业链。但是，由于我国的上下游产业处于不同的市场体系中，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事实上形成压榨与被压榨、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不到下游企业彻底丧失利润空间，上游企业就将维持现有模式。民资失去生存空间之日，也是大企业冰山融化之时。

    这一模式不仅会危害民营企业集中的下游企业，而且迟早会反噬上游企业，让其不思进取，并因盲目投产而在国际市场失去定价权。以扩大内需与出口化解央企产能过剩难题的建议是不现实的:扩大内需多年来没有实质进展；我国贸易顺差已经大到磨擦处处成为经济发展大患，所谓扩大出口不过是一句空话。化解难题的第一步是尽快停止制造和扩大难题，停止对上游、重工企业的优待政策。人为造就特权企业追求短期的繁荣是在拿国家长远的经济安全冒险。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研究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家在度过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黄金时期之后陷入困顿，目前我国的私营经济规模尚不及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处于集中经济顶峰时期的印度(对银行实行国有化，限制外国投资，并给私营领域设置了大量障碍)。私营经济的困顿表现在许多方面，民企仍存在无法逾越的准入门槛，大民企衰落被国企接管，民间资金无通畅的投资渠道，而我们习以为常的新闻，小业主被城管四处追赶，大民营企业家投靠国企重新以“混合经济模式”为荣，无不反映出民资的无奈。央企利润的下降，反映出民资缺乏公平的竞技平台隐患已无法遮掩。

    我们常常因为央企喜人的数据而陷入幻觉之中，但央企的利润来源与投资回报提醒我们，这一幻觉得不到支撑，中国经济非市场化这一最大威胁已经开始露头。

牛顿晚年研究神学  手稿内容惊人

自然与自然的规律深藏于黑夜，安葬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牛顿墓碑上铭刻着：“艾萨克·牛顿爵士于此长眠。牛顿自己发明的数学方法以及高度智慧，揭示行星的运动、彗星的轨道和海洋的潮汐；他探究了任何人也没有预想的光的分解和色的本性，并解释了自然和古代的事情。他以哲学证明了全能神的伟大，他一生过着朴素的生活。这位值得称颂的人物，岂不是全人类的光荣？”

由于大多数牛顿神学手稿都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拍卖会上被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雅胡达的神秘收藏家买走，这些手稿后来的下落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因此后世科学家也根本无从知道牛顿穷极半生之力，到底在手稿上算出了些什么。直到最近，耶路撒冷希伯来民族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竟然在馆藏中发现了这些尘封的牛顿手稿。在数千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让研究人员目瞪口呆的是，这位严谨的科学家在复杂枯燥的算式最后，竟在一张字迹潦草的纸上将世界末日定于2060年！手稿上，牛顿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将伴随着瘟疫和战争的爆发，并预言圣人到时将再次降临地球，他自己可能也将成为圣人之一。研究人员看到牛顿尝试用复杂的公式破译所谓“圣经密码”，并试图计算宇宙的“末日”。

随着牛顿手稿“惊人内容”的披露，一部有关加拿大学者研究牛顿生平的纪录片《牛顿：黑色异教徒》也将在英国播映，英国再次掀起一股“牛顿热”。

该片导演尼奥姆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想了解作为神学家的牛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花费了大约50年的时间写下了4
500页研究手稿，试图预言世界末日何日到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写下了这样一个最后的数字。我认为对那个年代的牛顿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即使他真算出个什么数字，这个数字也不可靠。”

17～18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牛顿，无疑是近代科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他18岁进剑桥大学学习，27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与积分法两项定理。他在天文、地理、数学、神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发现了普通白光由七色组成，出版了近代科学奠基性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他发现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近代力学奠定基础，实现了以伽利略为先导的数学与实验手段的结合。牛顿虽然在科学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他总结了科学的发展规律后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有限，不能包容一切经验，所以他开始相信圣经中的预言。1703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连任25年直到临终。牛顿临终前，面对仰慕他智慧和称颂他伟大科学成就的人，却谦虚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浩瀚如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全部看到”。

牛顿对圣经中的《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两卷的研究广博精深。他确信圣经中有密码，他认为比万有引力更重要。因此他勤学希伯来文，努力求索圣经密码，花了一半人生，写了上百万字手稿，到临终时还在孜孜求索。他认真研究圣经中先知们的预言，为《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用的深奥词语寻找普通的涵义。他讲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说：“如书中的话是真实的，那么必须要发明一种新的旅行方式。人类的知识要增加，在某一日之前，人类可以每小时旅游80km。”

牛顿死后二百多年，捷克首府布拉格一位拉比犹太教士魏斯曼德从旧约摩西五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及《申命记》的开端发现了每隔50个字母跳读就可拼出“Torah”，而“Torah”意思就是解“摩西五书”。以色列数学家伊利雅胡·瑞普斯和物理学家多伦·维茨顿也通过电脑数学运算程式来研究圣经，不久后发表出一篇《创世纪等距离字母顺序解码》的论文，并称他们已经用计算机发现了真正的“圣经密码”。

据他们所说，通过一定的跳跃序列选择出圣经中的字母，然后再拼成新的单词，就会从中拼出“希特勒”、“大屠杀”；“毕加索”、“艺术家”；“爱因斯坦”、“绝顶聪明的人”等词语，并称还从中发现了诸如“拉宾被暗杀”等预言。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争议，包括美国前国防部解码专家哈罗德·盖恩斯教授在内的多名研究者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反对论学者认为伊利雅胡·瑞普斯所研究的圣经原文已经跟古抄本有一定的差别，包括句点和字距等都不一样，瑞普斯用计算机算出的所谓“圣经密码”，只不过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撞大运”罢了。

整本希伯莱文圣经有三十多万个字母，起码可以发生100亿种字母组合，若按自己的意思随便断字，相信还会找到更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如果有朝一日“圣经密码”研究者从圣经中找到诸如戴安娜去世、WIN-DOWS2000问世的预言，他们也一点不会感到惊讶。

随着牛顿这份预言“世界末日”时间的手稿在耶路撒冷博物馆再见天日，一些专家认为，如果圣经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密码，那么牛顿尽毕生之力研究出的这个“末日数字”，也只不过是个耸人听闻的“伟大错误”罢了。

继《圣经密码》之后，曾经担任《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的麦克·德洛斯宁在2002年9月出版了《圣经密码》的续集———《圣经密码(II)》。这本新书披露了最近几年对圣经密码的研究成果。此书最重要的分析研究成果是：如果《圣经密码》是真实的话，那么人类将面临极大的危险。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也早在圣经密码内，预言“日本神户”、“火灾与地震”、很大一个“5755”（5755年是犹太历，相当于公元1995年）相交。《圣经密码》于1997年出版上市，当时造成不小震撼，作者麦可卓思宁说，其实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前，他就发现圣经中密载了“双塔”，与“警告”、“TU杀”在一起，又和“恐怖”交错。只是当时他以为密码指的是已经发生的攻击，没想到要在当中寻找”飞机“字码。

《圣经密码》首先对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产生影响。以色列的情报和政府部门里的许多人也很相信圣经密码中讲的，但是以色列总理沙龙似乎不信。

这本书的作者给克林顿写过信，克林顿也看过他写的第一本《圣经密码》。作者后来试图和美国总统布什进行面谈，但是直到新书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功。不过据书中披露，作者把圣经密码中揭示的许多东西转给了CIA和美国军方情报部门。

由于在牛顿的时代没有电脑，不管他用什么数学模式，终归于徒然。但圣经密码的逐渐破解，震惊了全世界，也已使不少犹太人幡然悔悟。圣经密码的破解，使牛顿的推想得以实现。

曹聚仁与周氏兄弟

文/柳哲
            
               
    鲁迅与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曾谈到“‘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笔者很赞同钱理群的这一看法，同时笔者还要补充一句，从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还是我们考察北大精神的一个切入点呢！
               
    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他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已然成为曹聚仁推崇的对象。据曹聚仁的回忆，曹聚仁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就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鲁迅欣然应命，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在《涛声》上发表。鲁迅不幸于1936年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所写的《鲁迅评传》，是将鲁迅描画成有血有肉的人的，他反对把鲁迅神话，这一点更值得钦佩。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曹聚仁一生完成了鲁迅研究的“三步曲”，总算完成了他的一个宿愿，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鲁迅了。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可能早于鲁迅。据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介绍，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或许是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也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笔者最近翻阅周作人早年日记，其中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多封。周作人受李大钊亲人委托编辑出版《守常全集》，就写信给在上海的曹聚仁帮助联系出版，曹聚仁邀请鲁迅为之作序，这也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交流。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特别是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珍品。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三百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也还有不少。令人遗憾的，曹聚仁在为鲁迅立传之后，他一直希望并准备着为周作人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这也给我们后人真正了解周作人留下了缺憾。

               
          　　　　　　 2005年2月20日于北大吉永庄5号寻根居

        
黎笋谈中国援越及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篇讲话值得一读。中共与越共，号称"同志加兄弟"；可是没过几年就兵戎相见，大打出手。在不少中国人眼里，越共是忘恩负义之辈，但是，在越南人眼里，中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黎笋这篇讲话当然是一面之词，但若和中共方面的一面之词相对照，我们便可悟出许多真理。】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複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们。"我根本不害怕。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
　　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係。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佈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
　　大约300万！
　　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再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
　　大约4,000万！
　　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複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国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製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极为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複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他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许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这里面的意思是，周为了帮助越南人能够利用李强。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中国的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在这一点上同意我。"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大律师张思之：那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南方周末　2006-12-14

    他被称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是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本报记者　赵凌
                       
    这是一个温暖的聚会，携着无边的尊敬，几百人在北京的严冬为一位老人祝寿。11月26日，这一天，80岁的张思之频频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一切尽在不言中。
    作为律师，张思之并不特别为公众所知，所办案件也多因敏感而少有公开，更不为媒体报道。他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青年学者萧瀚说，他的名字应该被全世界所有律师知道，我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还能否找到一位像张思之先生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涉险办案，从未胜诉却从未气馁的律师。因为有了张思之，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或许可以骄傲地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也许就在中国，而不在任何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或者律师完全无以存在的国家。
    张思之最为独特的勇气和成就是为异端辩护。2000年，张思之出版了《我的辩词与梦想》，这部集纳了他20年律师生涯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北京汉语研究所授予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张思之曾在中国历史上那场最著名的审判中出任辩护人。1980年，作为“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小组的负责人，对这个“政治任务”，司法部事先已对辩护定下调子：定性不能碰；事实不能碰。而作为李作鹏的辩护人，张思之仍为他的当事人抹掉了两条不成立的罪行：一是另立中央，二是谋杀毛泽东。
    此时的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端坐在特别法庭辩护组中央的张思之那刻十分瞩目。然而，此时的他已经53岁。之前张思之经历了15年劳改时光，后又在北京垂杨柳第二中学做了5年教师。
   “两案”辩护是张思之律师职业的重航，也是他为“异端”辩护的开始。其时张思之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两案”结束后上面提出让他去司法部做律师司司长，被他婉拒。从此，他以职业律师的身份成为体制外的散兵。“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从小就有人说我有反骨。”说这话时，张思之哈哈大笑。
    1990年代初，张思之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多年跟随张思之办案的傅可心女士说，“尽管是依法辩护，但在某些至今仍然把法律当作权力的奴仆的人看来，这似乎也有‘对抗政府’之嫌。可以想见，办理这类案子，需要何种勇气和忠于法律的公心。”
    对于这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案件，张思之深知结果的无可更改，但仍以熊熊努力博取渺渺希望。他因此被喻为人权律师。
    张思之说，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
    学者贺卫方写打油诗描述张思之———“休言耄耋入老境，酒后面色如稚童。用不告别公莫忘，奋斗直到法治成。”
    虽垂垂老矣，但张思之仍有用不尽的激情——看到河北聂树斌案报道后，他想方设法通过记者找到聂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他仍有压不住的火气——直言批评律协今年3月出台的《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
    张思之早年已写好遗嘱之类的东西交给自己的律所，他不惮承认并也时刻洞察随时而来的危险，这危险包括非正常失去生命。张思之最欣赏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他悲哀于一个律师都无法免于恐惧，何谈让他人免于恐惧。
    “他妈的！”气愤时80岁的张思之骂粗口，手中茶杯狠狠一跺。广东办案，有人放话，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张思之去了；山东办案，有人放话，律师来者有去无回，张思之去了。他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代理上海郑恩宠案，被几部黑车尾随“护驾”多日后，张思之干脆微笑挥手和他们致意。描述这段经历时，80岁的张思之面色顽皮确如稚童。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这是张思之的感言。
    1988年在为大兴安岭火灾中被控玩忽职守的庄学义辩护时，面对公诉人张思之陈词：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以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
    他的辩词曾引来法庭内外的如潮掌声，人群中有人高喊“人民律师万岁”。这一风格却让法官不悦，曾经有法官当庭对他说：“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张思之回答：“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
    然而，被称为精彩缜密的辩护并未能改变终审结果，这也是张思之代理案件多数的结局。如萧瀚所言，张思之所承办的案件几乎都是最高难度的案件，这种最高难度并不是体现在案情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体现在案件所处的现实背景。“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
    即使预知必输必败，张思之仍呕心沥血为下一个案件做好准备。这要怎样强壮的心灵才能做到？张思之说，没有韧性，是战斗不下去的。熟悉他的人评价张思之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或许正是因为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张思之耐烦，不慕轰动，对所办政治大案不常提起，却对那些不起眼案子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心有戚戚。张思之说，每次想起宁夏那个父女同穿一条裤子的农民家庭，他都想落泪———“底层太苦了”。生日致辞中，80岁的张思之声声感谢那些并不在场的普通人，“向弱势大众表达我绵绵不尽的诚意”。
    江平更是提出了“思之精神”的概念，他阐述这一精神内涵：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
    法律学者邓正来评价张思之有一种“在体制中拒绝主流”的品格。“我以为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律师和一个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的品格。”邓正来说，“张老有一句话我内心极为喜欢——‘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具有这种品格并做这一层事业的人，必能安享一种内心真正的寂寞，我愿张老继续怀着这种高贵的寂寞前行。”
   祝寿酒会上作为主角的张思之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一副担待不起的样子。闻讯而来的祝贺者远远超越了律师界，也超越了法律界。在这个意义超越祝福含义的场合，张思之说，他被某种说不出的力量感动了。
    当道贺者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与张思之并肩坐在一起时，这五位只向真理低头的老人所构成的动人画面将永为经典。

人类的残忍智慧——世界二十四大死刑大观

    在上一世纪结束时，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弗朗索瓦·拜鲁写道："在这个地球上，折磨空前残忍，而以残酷折磨为主旨的极刑也远远没有成为过去。……杀人不仅存在，而且在世界共同体中三分之二的国家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这些国家，应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却在递增。……只有不再杀人，人类才真正得以为人。"
    但他承认，即使到了下一世纪，人类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其"动物性"，因为人类几乎将所有的科学与智慧都用于致死的可怕"艺术"中，在死刑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规则、技术、发明、革新。而就死刑的杀一儆百性，是对胆敢挑战权力与秩序的人的最严厉警告。
   让我们图文并茂地遵循时间逻辑来浏览人类的残忍智慧。
 
    一、动物行刑
    这种行刑方式的历史可能比人类的文明史还久远，当人类尚在用石块与棍棒与自然抗争时，用藤索捆绑起一个违规的同类去让动物糟踏乃是最简单的致死手段，而最早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亚苏巴尼巴尔曾把囚犯扔给巨犬做大餐。埃及人则倾向于用鳄鱼。而印度人则钟情于让老虎作为"执行官"，至于中国人，偏好"人不义则群起而攻之"的准则，把犯罪者扔到老鼠堆、蛇堆、蚂蚁堆中，籍此验证强弱、大小、轻重、粗细等对立概念的互倚互换、用大型食肉动物来对付赤手空拳的人，是鄙视"恃弥凌弱"的中国人所嗤之以鼻的。对动物行刑有着想象之迷恋情结的当数罗马人。罗马曾一度盛行"勒索死"，这实际上是一种溺刑。但在溺死之前，会将犯人连同一只猴子，一只公鸡，一只狗，一只猫及一条蛇一道放入皮袋，再将袋口缝紧。经过这样处理的犯人，在被溺死前身上已布满了斑斓的印痕。在整个古罗马帝国时代都非常流行观看猛兽吃人，这是法典所允许的。所有类型的猛兽都被用于该刑：狮、虎、豹、熊，偶尔也有狼、狗之类。所有的动物事先被饿或囚禁得发狂。观众都是观赏行家，不允许出任何顺序上的错误，一般说来，虎较受欢迎，它能快刀斩乱麻式地把犯人吃个精光。而熊的风格为少部分心理不太正常的人所欣赏，它将犯人急风骤雨般地击倒，吃的时候却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咀嚼得十分仔细。除了直接处理的方法外，还有一种间接方法，即用动物的力量来施刑，中国史载的五马分尸，马尾拖便属此类。而在印度马通常为牛或大象所取代。至于中东或非洲，多用单峰蛇。纵观动物行刑的古往今来，最为可怕的当数中世纪在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都流行的一种刑，即扒了犯人的衣服，仰绑于床，在其肚皮上仅扣一口锅或一只笼子，里面放上老鼠、鼬或睡鼠，接着点火加热。为了逃命惊慌择路的动物便会乱刨乱咬，洞开犯人的肚子深入他们的内脏。

    二、割喉刑
    割喉始终是古罗马所特有的刑罚，因此有"罗马刑"之称。它的要旨就是割断喉咙。与砍头刑不同的是：在此刑中，头和躯干并不分离，但这两种刑的行刑原则是一样的，因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窒息、失血过多以至脑部失血而死，其直接原因在于颈动脉和主动脉被切断。割喉刑用的是匕首。但罗马的刑罚中却从未将"割喉刑"列为主要的死刑手段。
    在古罗马的角斗场里，两个角斗士中受伤的一方会在倒下后举起自己的膀子，并用左手无名指指向观众，一方面是通过这样的手势承认失败，而另一方面是请求观众从宽。这时，胜利者会来到他面前，做一个单腿跪地的造型，并控制住他的头，将刀深入他的头下，再昂起头，等待观众的裁决，如果失败者在角斗过程尽了全力并勇敢而灵巧，博得观众的喜好，他们就会举起手示意赦免，如果他的表现不令人满意，他们就会伸出大姆指向下判他去死，如果这样，竞技场主席 便会喝一声："割喉"! 
    割喉的确带有几分荣誉与悲壮的意味。
    割喉刑也用于制裁罗马的意识形态对手---基督教徒。
    亚、非、拉美的一些原始部落在祭礼时也用割喉刑。在欧洲，割喉只是为了加重刑罚而设，是为了"割开喉咙，塞进烙铁，将舌头挤出来割掉后再吊死。"在英王亨利四世拟定的法典里曾有规定，割口必须高及颈下，这样行刑者便能通过割口把犯人的舌头拽出来。
    到了20世纪，柬埔寨一度又采用了割喉刑，他们用尖利的棕榈叶慢慢地剪开犯人的喉管，在颈动脉附近的位置来回不停地割，"拉出一个很细的口子，然后用尽气力横向一拉。血当即四处喷溅，射得很远。"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处决了成千上万的人。

    三、剖腹刑
    该刑是用利刃刺入犯人的肚腹并拉开口子，导致内脏受损而死。希腊和罗马仅是整死人便罢手了，但在古波斯，割开肚腹之后，还要从中揪出六到八米的肠子，缠在绞车上，而日本的割腹刑则是由自己来执行，用于证明自己的忠诚、找回失去的荣誉。在剖腹的同时，一顶有英雄特征的桂冠便戴到了死者的头上。所以，并非一般的市井之民也有资格剖腹。他们一般是被砍头的。在日本，砍头不仅意味着剥夺生命，还有污辱灵运魂魄的意向。

    四、投掷刑
    该刑的关键在于让犯人从高处跌落。当然，在没有高处的地方，便不能够执行，例如沙漠里……
    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投掷刑的区别只在于犯人最后落在什么地方，罗马人把犯人投入喀斯特石林，希腊则在落点上布一些棱角尖利的大石。波斯人喜爱选择石板平平的街道。墨西哥则是在水中竖起铁钩，再把人掷上去，最讲排场的当数欧洲亲教战争的地方，都崇尚让士兵排起方阵，手执矛戟。然后把犯人带到塔楼、城墙或是教堂顶上，喊着一、二、三扔下去。历史学家于贝尔·蒙泰耶写道："这是一种最具戏剧效果的刑罚，非常戏谑"。
    二十世纪中叶，法军和美军又重新使投掷刑死灰复燃。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拒绝说出自己所掌握情报的囚犯往往被从直升飞机里踢出来，承接地点没有古代那般考究，但投掷高度却是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五、饿刑
    如果单纯让犯人饥渴致死，便体现不出施刑者的创意与匠心了。在中世纪的欧洲，最常使用的是"饥饿面具"，当面具扣到人脸上后，犯人的口腔里会被塞进一条铁舌头，用于强迫他进行呼吸，如此，即便满地食物，犯人也无法进食，直至饿死。
    "天才的发明"是一种被称为"恐怖梨"的玩意儿，铁制，呈梨状，通过机关可以打开。用它塞进犯人的嘴去，使其无法喊，无法讲，当然也无法进食。有些"恐怖梨"内藏尖刺，可以慢慢从制动口里伸出，将口腔夹破，喉咙戳穿……在印度和缅甸，被判了饿刑的人则会被烧熔的铅水堵住喉咙和嘴巴。
    在十九世纪的非洲，有些部落把杀人犯与受害者的尸体很对位地绑在一起。"手手相连，唇唇相处，这些受刑者浸润在腐血中，饥渴交加，悲惨而缓慢地死去"。
    有时，会让饥渴的犯人在饿死前狂饮暴食一通，然后扎紧小便的玩意儿，再堵塞肛门，让其胀死。二战期间，纳粹在集中营里经常对囚犯干这类事。

    六、十字架刑
    该刑在古埃及时便有，在地中海沿岸及中东国家运用得十分普遍。一般说来是用于惩罚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如奴隶、乞丐。为了羞辱罪大恶极的犯人，有时也用十字架刑。
    作为刑具的十字架通常由两到三根木桩构成---如果是四边形十字架甚至有四根，形状各异。有的是T形，有的是X型，还有Y型的。T型十字架主要是用来处罚暴乱者，有的时候要倒过来，头冲下，脚朝天。圣徒皮埃尔便是被这样处死的，据说是他自己要求的，因为他自觉不能与基督受用同一种刑罚。早在犯人和刽子手到达行刑地前，十字架的直杆已插入地中。后人描绘的基督背负十字架走向"颅地"的场面，从刑罚角度来看是违背事实的。
   在行刑地，用绳子把犯人绑缚在刑具上，不过更经常的是直接用钉子钉，先钉手，再钉脚，钉子从来都不会钉在手掌上，因为手掌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会撕裂，而胳膊便可能因此得到解放。有经验的刽子手会将长钉钉入腕骨间一个狭窄空隙，如今解剖学称之为德斯托宽隙。
    进入现代社会后，十字架刑仍有其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越南军人曾将"叛徒"钉上十字架；80年代，有的国家的小偷会被处以此刑；90年代，苏丹等7国则将犯人送上十字架以示众。

    七、活埋
    活埋一般用于大规模屠杀。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秦将白起一次便活埋了赵国降卒四十万，秦始皇的坑儒行动只是小巫见大巫。
    罗马人处罚犯法的女人时，也多采取"活埋"。
    古波斯人在活埋实施前，会将犯人从高处掷入一大堆刻意烧成的灰尘之中，灰烬进入犯人肺部所引起的窒息远比一般活埋所引起的单纯缺氧要可怕得多。

    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用活埋对待叛徒和逃兵。哥特人则用之专门处理同性恋者。在中世纪的法国，为了"体面"，女人是不会被吊死的，毕竟一个女人吊在半空中，在众人的眼皮下甩来扭去，晃动着双腿是极不合礼仪的事，所以必须活埋她。现代的活埋记载见于越战时期。

    八、木桩刑
    对于此刑，19世纪的《大百科全书》下了这样的定义："将人类的残忍性发挥到极致的创造之一"。行刑方法在于将木桩插入犯人身体，最常见的是插入肛门，任其死去。
    根据木桩直径的不同，有时肛门事先用扩张器张开或用刀割开，然后刽子手将木桩插入，再用锤子钉。在有的地区，木桩插入五六十厘米后，刽子手会把木桩竖起来，插入先打好的铜里，让木桩配合犯人的自重，一点点地深入，直至其从腋下、胸部、背部或肛腹穿出，在一般情况下，被如此"修理"的犯人往往要承受三天以上的折磨。
    欧洲亲教战争期间，木桩刑尤其流行，在1669年的意大利皮埃蒙城，一个贵族的女儿德拉图尔浑身赤裸地被穿身而死，一群刽子手将她高高举起，并宣称尸体便是他们的旗帜。

    1958年，伊拉克国王的舅舅因同性恋被处木桩刑，之所以选择该刑是因为他"喜欢在里插玩意儿"。

    九、活剥
    活剥即揭人皮，可以是局部、也可以是全部。
    在古印度，活剥又称"小火去细毛"，即用火把灼烧皮肤，把身体烤熟到三分。这时，活肉彻底附着在身体上的皮肤分离。然后"置犯人的叫喊于不顾，将他的皮整个地揭下来……他的肌肉完全呈现，血管清晰外露，可以看见内脏在搏动，光线照在他的胸前，肌肉纤维熠熠生辉"。

    这样的活剥需要技巧，可能已代表人类剥皮活动的最高水准。因为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很多人并不追求整张效果，直接就作"艺术处理"。或切成极细的带子，或切成圆片、碎片、长方片……处理的最佳杰作是把皮切成狭长的环形细节。
    作为刑罚，活剥已消失了数个世纪，但人皮一直是可怕的**收藏家追寻的对象。19世纪末，人类解剖学史上著名的斯皮兹那展览一张完整的被鞣过的人皮。还有纳粹，收集了不仅带有漂亮文身的人皮，并将部份人皮用做书皮、灯罩、垫纸板或其他艺术品的良材。

    十、肢解
    该刑意味着干脆地剁下四肢。但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施刑者认为"干脆"太便宜犯人，于是，有了许多种花样。
    波斯人别出心裁的做法是先从手指下刀，然后切脚趾，再砍手、臂、踝、腿、耳朵、鼻子……
    中国人的玩法是截去四肢后用金创药止血，用布包住伤口、再塞入一只大瓮中，置放在厕所里，犯人要痛苦很久才会死去。到了汉以后，凌迟刑代替了肢解刑，也许在行刑者看来，凌迟刑更痛苦也更精妙……

    如今，某些国家依然规定，对小偷可以采用截肢刑，巴基斯坦的法典规定："第一次犯偷窃罪者将被从手腕关节处砍去右手；第二次犯者将被砍去左脚。"但藉此刑剥夺犯人性命的事几乎没有了。

    十一、凌迟
    亚洲和中东的民族尤为偏好此刑。该刑的关键在于将人体零敲碎打，直至死去。
    波斯帝国对于反叛者的凌迟是四等分四等分地切。罗马人处理女犯时先割去双乳，对男犯则先去其生殖器。希腊人在割肉时还要加上剔骨的程序，弄得犯人每个都像木屑填充的布娃娃。但比起中国人，其他民族都显得粗糙。中国人将凌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之堪称绝技。行刑开始时，刽子手会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结，以免他喊叫。然后迅速地出血包扎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成年人必须要施3357刀，刀刀须见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盘将其贴在上面供观众鉴赏，并要得到赞赏，如果犯人在规定刀数前死去，刽子手将被观众嗤之以鼻，并有可能丢掉饭碗。

    十二、碎身刑
    这是典型的西方死刑，与西方人酷爱摆弄机械密切相关。犯人赤裸着身体被固定在一只带铁钉的大轮盘上，通过摇动手柄，轮盘可以绕轴旋转，轮盘每转一圈，固定在地面上的铁刺就会剐下一条肉来，转个十来圈，犯人基本上就被扯碎了。

    十三、碾刑
    碾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用一种固定的重物压死；二是将犯人放在中间，两边同时用力并逐渐加码；三是用带有利物的东西轧碎或扯烂。
    在罗马和埃及，常会把犯人铺在尖刺上，然后用巨石碾过，如此犯人决无活机。
    日耳曼人的碾刑用的是沉甸甸的木头大盘，由马拖着来回地碾压，直到犯人变成血肉模糊的 一片酱沫。
    在波斯，犯人则被塞入那种用来榨葡萄和橄榄的压榨机中，被这般处理过的犯人，形状全无。

    十四、火刑
    用火烧人是最原始蛮荒的做法，古代的西方和东方都对火刑津津乐道。
    高卢人把犯人关入一个巨大而结实的柳条篮里，然后点火焚烧。日本人在19世纪也使用过类似方法。这种方法据说"极富观赏性"，犯人在篮里又叫又跳，可怎么也爬不出这"独特的环境"。而斯基泰人则将犯人扔到一辆堆满了干柴并洒上了稀树脂的牛车上，一旦火起，受惊的牛便会拉着火车穿过整座城市，很具警诫效果。

    罗马人把犯人钉上十字架，再遍身淋满沥青和松脂，做成一个大火把，抬着示众。在中世纪的英国和意大利，则是用柴草将犯人裹得严严实实，捆得如同棕子，然后点火。
    至于专门的火刑柱则是将人高高绑起，在脚下堆柴烧火，法国的圣女贞德便是这样被处死的。在她被烧的整个过程充满了下流的展览手段……
    据说，火刑有净化的作用。是故，火刑总是和消灭异端邪恶联系在一起的。

    十五、烤刑与炙刑
    这两种刑均为常用的处死方法，它们与火刑的区别在于：对犯人一定要用"小火"来处理。将炉火控制在某种范围内，其目的在于让犯人在清醒状态下毙命。
    罗马帝国时期实施此刑最著名的牺牲者为基督教派的圣·洛朗，为了纪念他，巴黎有一家以他命名的时装企业响誉全世界。当时，他为穷人的事得罪了当权者，于是，他首先遭到鞭笞、又被拔去指甲、敲碎牙齿，然后放在铁架上用炭火烤。据说烤了不短的时间后，洛朗对刽子手说："你不觉得我这一面烤得太过了么，翻翻行不行?"等到翻过来后，他又说："烤得很香，差不多了，你可以吃啦。"然后就死去了。至于把犯人全身涂上蜂蜜，用冒烟的柴火熏烤，便是炙刑了，一些人在行刑过程中尚未"熟"，便已被火烟呛死。
    而亚洲的刽子手更残忍，他们常常将铁球烧红，然后用钳子夹起，放入事先在犯人头颅上开好的口子里，这样，犯人的脑浆旋即沸腾，从口子里溢出。古印度人用的是铁棍，在火中烧得发白后，从犯人的咀里插入。
    在旧中国，有专门为施"炮"刑的烤炉，多为铜制。

    十六、锯刑
    这是一种特别的分解刑，刑具是锯。据说东方人喜好横锯，而西方人酷爱直锯。在基督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也热衷于直锯，他们惯常是从头顶开锯，而西方施刑者则倒行逆施，从两腿之间腹股沟的位置开锯，这样做的后果最可怕，因为在切到肚脐的位置前，犯人的意识都非常清醒。为了延长受难过程，往往会让犯人保持头冲下的姿式，这样脑部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可以避免血流失过快而死。
    锯刑史上最后的"杰作"是由某些患有狂躁症的盖世太保来完成的。他们有各种型号的钢锯，在他们手里，人变成一棵可以恣意妄为的树，想锯那个部位都成。

    十七、箭刑与贯穿刑
    用箭射死即为箭刑，似乎各民族都用弓箭，所以这是一种普遍运用的刑罚，只不过用箭先射身体的哪一部位，在处理手法上有差异而已。
    贯穿刑的关键在于用尖利物穿透肌肉和组织。但作为一种既定的行刑方式，行刑者总要体现一番创意，于是有了不少种贯穿手法。用长钉将人一串地穿在上面示众，是欧洲各诸侯们爱用的，犯人往往要好几天才死去……最可怕贯穿刑具是一种称之为"玛特·多罗洛萨"的铁制刑具，
    它与先前发明的刑具"努朗堡的圣女"有所不同，它不靠刑具上的"少女胸部"位置夹紧犯人，而是用灵活的机械臂。它也不是用遍布刑具内的各种铁刺来贯穿犯人的身体，而是收紧臂来让犯人窒息，然后刑具的心脏位置会伸出一根钢刺，插入犯人身体……

    十八、毒刑
    从很早的年代始，服毒致死就是执刑方法之一。
    有记录本案的早期毒杀是对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死刑执行。苏氏因得罪雅典的权贵而被毒死。当毒药送到后，他问刽子手："好吧，我的勇士，告诉我该怎么做?"后者告诉他，喝下毒药后不要在房间里走动，因为运动会减缓毒药的发作，延长死亡的时间。也要尽可能地少说话，否则就需喝下两倍以上的剂量。据说苏氏都接受了。那时的希腊，多是用欧洲普遍可见的毒芹中提取出来的毒芹碱来做毒药。
    而在古中国，则多用从动物、昆虫、矿物、植物中的提取毒物，似乎比起西方，毒死人的渠道要多得多。
    现代社会出于对有效性和人道的考虑，又开始使用先民的方法了。毒气室、安乐死注射似乎都是一种延续。

    十九、吊刑
    它有别绞刑，方法是将犯人双手反剪，再用绳子捆住手腕吊升到行刑架的顶端，然后，骤然松开绳子使其下落，停顿在高于地面仅数十公分处。在降落停止产生的冲力作用下，犯人的双臂会被拉得脱臼。经过重量设计的吊刑则更为残酷，有记录表明，如果受刑人腿上捆上超过60公斤的重物受刑，就会连双腿都会拉脱臼。如果超过100公斤，那么在冲力作用下，全身的骨头都会碎裂，就算是肚皮绽开，五脏六腑溢出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19世纪中叶，中国的清政府曾用吊刑处罚过天主教的传教士，并将吊刑作为一种合法形式的刑罚普遍运用。

    二十、鞭刑与棒刑
    鞭刑存在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现代社会文明程度高而鞭刑狠的国家首推新加坡。
    鞭可以用各种绵缠材料制成，皮革、植物纤维……上面可以有附着物，例如尖钉、钩刺、石块、金属球之类。总之，如果决定这根鞭是专门用来打人的话，那它一定是根充满了恶毒意向的人类杰作。被打的犯人结果就是"变成一块人形的烂布"。
    棒可以是木、竹、铁、铜等材料制成，要致人死命比鞭刑来得干脆，痛苦程度远不如鞭刑，所以棒刑很不受人青睐。拿施刑行家的话来说就是："当犯人还没有对自己的行为结果的严重性做出深深悔意的时候，一切就已经结束了。"而鞭刑的行刑自由度就大得多，打到一定的时候，可以把受刑者浸到盐水里、酸水里、碱水里……还可以在烂皮肉上涂抹各种"酱料"，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披麻戴孝"，即将被鞭打者血肉模糊处用白麻布包上，等二十四个时辰后，再一条条地把麻布从犯人身上撕下来……是故，许多受刑者的喊声是，求求您，给个痛快，杀了我吧……对于施刑者，剥夺生命虽然是最终目的，但犯人临死前表现的一系列痛苦和无助却只有受刑人知道。
  　　
    二十一、车轮刑
    这是一种将人绑在车轮上活活打死的刑罚。
    刽子手执铁棒，按照行刑程序，必须先打断犯人的四肢，一共打八下，将四肢打断成十六节，最后朝胸口上来两下，结束犯人的生命，致命的后击被称为"慈悲的一击"。说起来似乎难以想象，大部份犯人在胸口上挨过两下后依然还气息尚存。刽子手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手下留情，便会将犯人的手和腿拧到背后，让它们和犯人的头碰在一起，在这样具有悲喜性效果的姿式里，观众或哭或笑或叹息。
    由于车轮刑所具有的展示性，要求刽子手表现出特殊的专业技能。一名叫拉朗德的法国犯人因一句指责刽子手的话而载入史册。当行刑者已利索地解决了他的双臂双腿，正要打断他的胸廓时，棍子轻轻地滑了一下，碰到了他的下巴，拉朗德一声大喊："嘿，这一下不符合规定"。于是，观众开始呐喊、有人还举起了拳头。刽子手对他道："怪事，看来他们希望死的人不是你，而是我"。

    二十二、磔刑
    该刑的特殊之处在于犯人的四肢要同时遭受“力的作用”……
    关于此刑的最早记载是在希腊人的书里，他们执刑的方法是将人的四肢绑在被人为弯曲的树上，利用树的弹性拉裂人体。
    古中国人和古罗马人则是用马拉的战车来分尸，著名的秦国丞相商秧便是名垂千古的受害者。但似乎该刑执行起来也并非想象中那么轻而易举，人并非像纸那般容易扯碎。16世纪的法国作家米什莱在《法国史》一书中写道：“骑在鞭打着马匹，并疯狂地紧拽系有四肢的绳索。尽管先前刽子手已用钳子扯裂了犯人腿上的皮肉，并将双臂拉得皮开肉绽，但肌肉依然能够承受住这么强劲的拉力。无奈的刽子手只好拿来一把大的剁肉刀，割去了一块块他认为对执刑有阻碍的肉。这样，马才终于拉断了四肢……还活着的躯干落在地上。”
    还有记载表明，有时行刑的马匹都已累得口吐白沫倒下，但犯人的四肢依然连在躯干上，弄得刽子手，犯人，观众都十分不耐烦。所以在执行磔刑时，刽子手要动十分心思，要研究犯人的身体特性，又要了解行刑马匹的各自力量……

    二十三、扼杀
    扼杀即勒死，它和绞刑一样是一种使人窒息的刑罚。但它不主要依赖犯人本身的重量，而是通过某种作用在脖子上的外力来致死。扼杀曾被亚洲和欧洲的许多民族所施用，但在欧洲若干地方有规定，不允许处女遭受扼刑，于是刽子手在用绳索或其他刑具套住犯人的脖子之前，要先使处女失身。
    从有文字记载始，中国人的扼杀记录昭著，但似乎此刑专用于上流人士，因为死后尚有"全尸"。直到满清后期，才有人发明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扼杀，称为立枷，专门用来处死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下等人。方法如斯：先绑起犯人的手，将其脖子套入一块木板的圆孔里，然后升起木板，
    置放在一个栅形行刑架的顶端。这样，犯人的颈和下颚便被悬吊起来，脚悬地约50厘米。如果需要犯人快死，就往脚上绑石块。若想折磨他，就由犯人自身重量来决定，通常会需一两天的时间，人犯才会真正断气。

    二十四、绞杀
    绞杀并非绞刑。它与扼杀的原理十分相似，可以说是一种手工死刑的机械化。
    最初的绞杀是让犯人坐在一块平台上，手系在腹前背靠着一根竖着的木桩，刽子手从木桩上的窟窿中放进去一根麻绳，编成环将犯人脖子套住，再将麻绳的两端在桩的另一面打结，从中插入一根棍。当转动棍子时，环收紧使犯人被勒死。这种方式丝毫不伤颈动脉，却造成人慢慢窒息而死。
    后来，出现了用金属制造的绞杀机、铁项圈代替了绳套，可以旋转的螺丝让铁环的收缩更加容易。

静农兄：

　　寄上《中国古史表》一纸，不知能嘱馆中写油印者为写印二十余份否？原表或当不便写，或可分三段写如吾用铅笔所勾画者，此表为弟五六年前所写，料一时无力详考写定出版，故想油印若干份分寄同好，以为商讨之材料也。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史较文字更难，新材料未发见以前，旧材料势不能尽废，惟有加以合理的整理，以期减少乌烟瘴气耳。诸夏四部族之说，似可确定，特于八姓方面前史不甚注意，以其未能如夏商周继续雄长中原，遂目为化外，致古史上许多问题难以解决。鄙见于此方面不无可采，不审兄及建功兄以为如何？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十五日（1940）

静农兄左右：

　　十八日惠书敬悉。日前陈秀清①自白沙回到德感坝来函云，兄曾卧病家中，不知近日已全恹否？史表②照原文分三段连续横印，装订成册，不必贴合为直表也。诸夏居甘肃时已在陶器时代，大约商周均经由秦陇入陕，傍渭南而居，后周人定居渭水流域，商则沿黄河南岸而移居豫鲁，夏则沿黄河，经河套而入居晋南，八姓大约亦曾经河套（鄂尔多斯旗发见新石器即其证），而更东经包头绥远而至燕北，南下青徐。禹疏九河约为河套九河，《孟子》禹贡疏九河之说，太夸张，在古代之交通及工程均不可能也，此虽假定，颇近情理，不知可以分别补入表中否？治中国史，鄙意只可断代或分门，如经济艺术等，专力为之，全部史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也。弟前在金陵狱中，曾拟作《宋末亡国史》及《明末亡国史》二种，以此足为今人之鉴也，今万无此力为之，兄其有意于此乎？倘馆中能出版，兄不妨为之也。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居否（总须离场稍远）？语罕③所居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敌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能安居也，兄此时住处尤不妥。前闻合江曾被炸，想尊翁平安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二十五日（1940）

注：①陈秀清是陈独秀侄孙女。②《史表》即陈独秀撰写的《中国古史表》。③语罕即高语罕，民初即与陈独秀相识，中共早期党员，后为托派，晚年撰写多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在报刊发表。

静农兄：

　　二三两日函及史表补文均收到，史表则早已由农工银行转来，史表补文有修改处，奉上一张。《晚明讲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国史》，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盖历史小说如列国、三国，虽流传极广，究于历史及小说两无价值也。拙稿付印事，顷已发函陈馆长言之。鄙意倘寄商务印亦不成，在白沙油印亦较善于束之高阁。油印能手，亦可印五百份，择其清晰者可装成二三百份。白沙乡间医药太不便，稍迟拟移居江津城中（己托仲纯兄为租屋），不往白沙，邓六先生之屋可不租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十月十四日（1940）

静农兄：

　　日前接读十八日手书，适奉书将发，匆匆未及详复。拙稿经建功兄校正，有所修改或加注，为益实多，惟后半尚未见有疑问示下，想尚未校竟，甚望能早日校竟，以便早日交陈馆长寄出付印。下篇写成时，字数略与上篇相等，甚或稍多，然亦相差不甚远，望告陈馆长。弟写此书用意本在便利现代高初小学教育，非以考古，人们视为普通读物，那便最好，衡以古义，识字本属小学，亦可通也。弟现仍暂住仲纯兄处，新租之屋尚未大定，但必移入城也，下月兄等倘能来谈，至乐也。闻仲纯兄言兄交友失人，心绪颇不佳，来函延年医院写作延寿医院，亦心绪不佳之一表现。旁方条下之注文为“周礼：牛助为牵”，来示□中为“牛助”二字。他之疑处，希早日示知，以便付印！

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不另

                   弟独秀手启十一月二十三日（1940）

　　此函将发出，又收到二十一日来示，所增改者大致兄来表无所遗漏，然尚未始读，最后函请加改之两书，则在二十一□□后始收到也。又及

静农兄如握：

　　拙稿加字两条，前日寄上，谅已收到。兹又有加改一条如左（加改书稿文略）。

　　二十七来书昨读悉。铅印石印恐都渺茫，商务既积压馆稿数十种未印，焉能提前印拙稿，弟与王云五①无深交，且此人但认得势力，不认交情，弟虽函托亦未必发生效力，鄙意想请陈馆长发稿后特给王云五一信，问其可否提前即时排印，倘回答是个否字，仍望由馆中油印二三百份，分散各省，以免川乱将原稿散失，拙稿虽未臻完善，而弟颇自矜贵也。邓府屋既不□，则不谈矣。之瑜②如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但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此祝

健康

                    弟独秀叩十二月卅日（1940）

注：①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创始人，此时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②之瑜即何之瑜，亦名何资深，北大毕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转为托派，此时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生活，陈独秀身后事多由他处理，特别是遗稿之整理，他自称片纸只字都保存着，编有《独秀丛著总目》，他编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于一九四八年出版。

静农兄如面：

　　十一日赐书诵悉。拙稿馆中自印决无可能，商务如不能提前即排印，仍望吾兄代弟转告陈馆长付油印，油印虽不佳，聊胜于无也。旧年后兄果能来游否？尊翁倘回白沙，亦望其同来，以久未晤面也。资深兄往聚奎教书事，不知如何？谈锡山君之妹（现住仲纯处）上海美专图工科毕业，曾任过中学教员，倘聚奎新本①需图画及劳作科教员，兄可推荐之。薪金决不计较，倘能延聘，她即可前往。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一月二十日（1941）

注：①新本指新本女中，也是邓氏家族在白沙创办的学校。

静农兄：

　　十日手示敬悉。馆中谅无意将拙稿付印，弟已不作此想矣。川字一条增写后，尚望将原稿条寄回，以弟处稿一份尚未加入此条也。弟已于十一日移回鹤山坪（来示望寄仲纯兄处转交），晤瑜兄时，望告之。尹默①先生住渝何处，弟不知，兄如知之，乞将答诗转去，为荷。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非眼面前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四月十六日（1941）

　　闻编译馆有一包君画学戴醇士，颇佳，然否？

注：①尹默是沈尹默，青年时即与陈独秀交游，五四时期是北大同事。      

静农兄左右：

　　读手书谓川字条稿日内交之瑜兄带来，今去暑假尚早，岂瑜兄拟请假来此一行耶，或其已不能继续授课于聚奎也？弟作诗甚少，不知尹默在渝所见者乃何诗也？关于拙稿出版，弟己不作此想，闻部中有阻力也，此稿己停止续写。顷写《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己成三分之一，份量不多（二万字左右），拟自买纸，由馆中代写油印，如何？兄及建功兄能设法觅一册段氏《六书音韵表》（版本小的好些）借我一用否？关于包君作画之事，偶尔问及，非有乞其作画之意，此时得纸甚难，亦不必向余君乞画也。建功兄想已回白沙矣。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五月五日（1941）

　　（信尾修改书稿文略）

仲纯兄：

　　六日函及燮康①函均收到。数日无敌机来，不知何故，兄有所知否？和战问题，柏先生在渝当有所知，能设法向之打听否？倘继续轰炸外县，江津必不可免，白沙虽与江津城同，而聚奎左边邓六先生之房屋，必无被炸之事，兄眷如必离开江津城，往此处最好，望勿游疑！如必去，宜速(此字旁画圈）去！并望劝静农移去，柳马冈未必安全。闻綦江有军事机关，与江津不同。欧阳书屏格式遍寻不得，前次实未寄来，不妨请欧阳先生再开一个。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七月十日（1941）

注：①燮康即邓燮康，白沙邓氏家族人，二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参加C·Y（共青团），一九二九年返乡后任聚奎中学（当时该校尚以其祖父邓石泉之名命名为石泉中学）校长，后任农工银行经理、董事长等，一直从事金融业。他对流落来川的陈独秀颇多照顾，陈独秀的丧葬事宜是他一手操办的，并葬在他家之康庄。

静农兄：

　　拙稿如能真付印，望即就近在白沙石印，万勿木刻，书名亦望勿改！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七月十三日（1941）

静农兄：

　　前函谅达。悼李光翁①诗另纸录呈。拙稿倘真能付印，切望（二字旁画圈）即在白沙石印，铅印木刻均河清难俟。兄等均劝之瑜兄仍回聚奎，而于环境容否他再回，似未深（此字旁画圈）加考虑，虽劝无益；情势如能回，瑜兄不待人劝也。
　　此祝

暑安

                    弟独秀手启七月二十二日（1941）

　　古韵表②己收到否？务希示知！又及

注：①李光翁指李光炯，陈独秀清末结交之老友，曾到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并嘱其女李相珏及婿余光烺（金陵大学理学院教授）时做小菜送到狱中，此时病逝于成都。陈独秀作五律一首悼念之，诗前有序。②《古韵表》指陈独秀所撰《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静农兄：

　　七月十九日二十四日两示均读悉。古韵表油印二十份（用前印史表纸），需纸价若干，望嘱写油印者计算示知，为荷！韵表尚有自序一篇，约三千字，日内写好即寄上，建功兄愿写一批评性之序否？识字教本初以教部与馆间有误会未能印，今闻误会己释，而仍未付印，不知其症节究竟何在？《拼音文字草案》，早已售于商务，韵表仍初稿，此时不拟正式付印，《连语类编》已约与北大，弟并无他稿可以出售，兄与瑜兄函所谓弟之稿费问题尚谈不到，不知何所指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八月六日（1941）

静农兄：

　　收据八纸（印花每纸六分业已扣去，故弟处未贴）及□君嘱写之件，乞为转交。弟是否移居白沙看英美是否对日开战而定。拙著馆中己着手开雕否？倘无开雕之意，下卷不必续写矣。工人江津可雇，何必远求之于成都。弟处前日被窃，草稿失去，倘寻不回，下卷写时益觉困难，馆中若无心付印，弟更无心续写矣。
　　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

                    弟独秀手启八月八日（1941）

静农、建功兄：

　　静农兄十三日手书读悉，建功兄赐寄大著亦拜领。拙著韵表已动手写否？补入各字另纸录上。纸价需若干望早日计算示知（只印二十份）。建功兄能作一文好极，时间当来得及，表写印好，另写订入可也，弟自序亦须迟数日始克寄上。
　　此祝

著安

                    弟独秀叩八月二十日（1941）

静农、建功二兄均鉴：

　　寄上韵表自序六纸（收到望即赐知！），希检收。希望建功兄之序能同时一并印出。何日可以动手写印，需纸价若干，均望早日示知！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八月二十七日（1941）

　　望印二十份，兄等处留八份，以十二份托农工银行寄弟可也。又及。瑜兄己决定在九中教历史。又及

静农、建功二兄：

　　前上两函，一附韵表修改稿，一附韵表自序，至今未接来信，不知收到否？此韵表编译馆能代印否？如能印，印纸及腊纸共需价若干，希即示知！倘不能印，望兄等暂时代为保存黑石山兄寓中，勿寄江津，因江津城及白沙场最近均有被炸危险也（渝友来云敌广播如此）。韵表格子颇小，写字太多，油印时恐甚糊涂，各格有收录字过多者，望兄等酌量将其不必要者删去若干可也。
　　又自序文中有二处请注意修正之（两处改稿略）。

　   写油印时，最好能照原稿每行均画纵横格子，读之始能清楚不紊。

　　韵表所取之字有漏略不全者，希就兄等所忆及补之！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五日（1941）

静农兄：

　　九月八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一日四示，均于近一星期中先后读悉。韵表由馆代印且用其腊纸，陈馆长如知之，乞代为道谢。胡小石①君不知将寄我何物？不知是否好久以前请其所写之小斗方？前以久未得兄书，疑兄有病，今得书果然，未知现已全好否？编译馆之困难，想仍系教陈②之必欲据为已有也。韵表自序是否已照弟迭次所改者写之，全部写成约在何时？不知双十节边能订成寄江津否（希望能加紧写成）？家姊灵柩③将于下月即十月（阳历）二十日由油溪运至江津城安葬，弟必进城一行，如无警报，或提前于十五边即动身，并拟在城小住一星期或十天；即有警报，十九日亦必进城，住二三日，望在此期间，韵表能订好寄至江津城也。建功兄前有动身赴滇前来江津一晤之言，倘能来，可在十九、二十、二十一这几日（如无警报可于十六七来）。韵表能带来更好，兄及建功夫人能同来一游否？韵表写好（不必订）望即（此字旁画圈）检一份送与小石，并征求他的批评。我料他必大不以为然也。漠译高著中国音韵学，望向馆中借来一读。
　　此祝

健康   建功统此

                    弟独秀手启九月二七日（1941）

注：①胡小石当时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②教陈指陈立夫。 ③陈独秀大姐当时病逝于江津上游油溪镇。

静农、建功二兄：

　　二十六日寄静农兄函，已收到否？家姊安葬之期，乃改在阴历九月初三日（阳历十月二十二日），弟拟于阳历十月二十或二十一日始进城。建功兄动身赴滇之期，未必能迟至此时以后，江津城晤会之约恐不可能。之瑜兄准于双十节后十三或十四来弟寓小住一二日，兄等亦能同时来此一聚否？来时坐木船至龙门滩，登陆八里即到弟寓（石墙院杨宅），坐滑竿单趟十元即够也。如何？希即赐知!
　　韵表不知已写成若干？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九月卅日（1941）

静农兄左右：

　　三日手示诵悉后，又收到高书一大册，内有重阳日手示（重阳为十月二十八日，远在三日手示之前）。高书略读后即可奉还，至迟不逾一个月。馆中能别购一部固大佳，稍勉强则不必也。致陈馆长书即希转致！八日之函内有识字教本改稿二条，想已达到。韵表正文及自序印好，不俟装订即求检一份代寄“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陈觉玄①教授”收，因其来函急欲得此为授课参考之用也。装订好时，请送胡小石一份，兄留一份，请代寄尹默、兼士②各一份，余均托农工银行寄下，为荷！
　　此祝

健康！

                    弟独秀叩十一月十三日（1941）

注：①陈觉玄即陈钟凡，陈独秀在北大时学生，后为名教授，生前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②兼士即沈兼士，沈尹默之兄，五四时代陈独秀在北大时同事。

                          陈独秀致陈可忠

　　闻拙著行将付印，至慰。惟极望即在白沙石印，以木刻工费太巨，寄港沪铅印出版期又河清难俟也。出版时拟请赠我五十部，如何？复陈部长书，希便中转致，为荷！

               　　 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941）

   （此信是台静农过录，故无抬头落款等）

                         实庵先生复陈部长书

　　十月十一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三十年十一月十三(1941)

    (此信是台静农过录，故无抬头落款等) 　

附：教育部陈部长致陈独秀先生函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①，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
尊意何如？即希

示复为荷，顺候

撰祺！

                    陈立夫拜十·十一（1941）

注：①此书当时未能出版，主要是陈立夫作梗，只油印五十份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死了。梁实秋得到一本，七十年代初在台湾影印出版，易书名为《文字新诠》，没有著作人，删掉陈独秀《自叙》，代以梁实秋一序。一九九五年四川巴蜀书社又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

静农兄：

　　上月二十五、二十七、此月三日惠书均已拜悉。据仲纯说，兄之面部中风不大要紧，而痔疾却很重要。之瑜前在聚奎数月，身体大衰，因食物太劣之故也，因此思及兄病，恐亦由于营养不足，望注意此方面！弟前此入城牙痛已治好，并未拔，所缺牙亦顺便补好。韵表未补寄尹默，想彼不需要也。识字教本尚有一处必须修改（修改书稿文略）。
　　中大聘弟讲学之事，尚无所闻，即令有之，以政治环境，以弟之病体，均不可行也。渝商务印书馆闻已在大事扩张，识字教本必可印，惟须陈馆长请教部陈部长力与王云五交涉，始可望提前付印，否则出版仍必无期，因王云五是一势利小人，陈馆长与之接洽，未必有效。希兄代达鄙意于陈馆长（此十字旁均画圈）。弟方开始续写识字教本，黑石山看梅恐又成虚愿，仲纯医院无人，之瑜阳历二十六日后九中始放假，恐亦未能往游也。中央图书馆来函谢赠韵表，内附有蒋复璁君一函，自称学生，不知是何人，在中央图书馆任何职？望示知！岂亦北大同学乎？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元月九日（1942）

静农兄：

　　十一日信燮康于十六日方送仲纯处，与十七日信同于十九日由仲纯处取来，以后有笨重之件不便交邮者，方托银行寄，因银行转交必然比邮局要慢些。请陈馆长寄来识字教本副本一部事二十一日已致函言之，倘交兄转，可不必真寄来，存之兄处可也。倘交代在迩，不能候重庆寄回顾吴借去之本，可否由兄以弟取校名义，将馆中仅存之一本，取存兄处，以便将来转售于商务？倘能如此办，弟可补上一签名盖章。托兄取来之信，以备交待时查问。馆事已如何决定，兄仍留与否，均望示知！识字教本编译馆必不能印，转售稿与商务事，兄可否即时（此二字旁画圈）代表弟托陈可忠向王云五一商之？天气颇寒，行动不便，决不能赴黑石山看梅矣。建功兄处两寄航空信，均未得复，不知收到否？通信时便询之。前寄韵表一份给傅孟真，竟未收到，兄寄尹默者，收到否？有回信否？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一月二十五日（1942）

可忠先生左右：

　　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以过虑而忽之！
　　此祝

大安

                    弟独秀手启二月二十六日（1942）

附：邓仲纯致台静农信

静农兄：

      两奉来示，敬悉。尊恙已渐告全，至慰之！弟以仲兄突然卧病，于十八日再到鹤山坪。仲兄乃因食物中毒而起急性肠胃炎，十七日晚曾一次晕厥，颇形危险，今日虽经服药，已较平稳，然以年逾六旬而素患高血压症者，究属危险，实足令人惴惴不安为甚矣！……仲兄较昨日更见好。已略有食欲，不作呕，呼吸已平稳，精神亦稍觉安宁矣。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迳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十七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终止也。
   （邓仲纯此信分别写于1942年5月19日夜和第二天午后，七天后陈独秀逝世。此信略作删节。）

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   靳树鹏 选注

      说明：台湾人文学界重镇、一代书法宗师台静农先生逝世后，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及台先生门人，先整理编辑了《台静农先生辑存遗稿》出版，又整理编辑台先生珍藏书札，拟编为两册，因以陈独秀的书信最多，共一百余封，足以单独成书，就加入陈赠台之诗文，书法等，于一九九六年出版《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陈独秀这些书信等，是台先生一九四六年赴台湾大学任教时带去台湾的，一直珍藏着，只给少数知己看过，不为世人所知。大陆前些年出版的《陈独秀书信集》及其他陈独秀著作选本均未能收入。这些书信是研究陈独秀晚年及其思想的珍稀史料。

　　《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是陈独秀真迹影印，原汁原味，真实可靠。这些书信只有少数几封是用小篆书写，容易读解，而大多数是以行草信笔勾勒，笔意法古生姿，却不容易辨认，有些字写在原信笺红框上，影印后则黑黑重迭，也偶有污损处。虽经了解陈独秀又懂书法的友人帮助揣摩猜测，仍不免有误，一时认不确者以“□”代之，均幸望识者指正也。

　　兹仅选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略注，并附陈立夫致陈独秀和邓仲纯致台静农两信，以飨读者。

                    靳树鹏谨识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静农兄左右：

　　弟病血压高五十余日迄未轻减，城中烦嚣，且日渐炎热，均于此病不宜。燮逸①劝往聚奎②夏，云彼处静、凉、安全，三者均可保。弟意以为连接校舍之房屋，未到暑假以前，恐未必静，倘（一）房租过多，（二）床、桌、椅、灶无处借用，（三）无确定人赴场买菜米油盐等，有一于此，则未便贸然前往，兄意以为如何？倘兄亦赞成我前往，上述三样困难，请就近与邓六先生③一商赐知为荷。

　　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二日（1939）④

注：①燮逸即邓燮逸，下文邓六先生之子侄辈。②聚奎指聚奎中学，在江津县白沙镇黑石山上，陈独秀后来曾在聚奎中学住过一些日子，是作客性质，并为学生讲演一次。③邓六先生即邓鹤丹，白沙镇望族，此时是聚奎中学校董。④信尾括号内年份均为整理者所加，不再注。

静农兄左右：

　　十五日手示敬悉。柏先生①婿系在马项垭自租屋，以楼房炎热，去否尚未定，并无为弟租房子两间之事，想系传说之譌。顷晤雪逸②兄云聚奎周校长③已回信来欢迎我去住，我亦决计去。房租一节，雪逸云不要；我以为多少总要出一点才好，用人雪逸云不必专雇，有学校工役代办；我以为自雇一人（男工）较为方便。家具一层雪逸不大有把握，此事必须准备好，倘聚奎借不出，只好到白沙场小住一二日，购齐再去（床一、饭桌一、厨桌一、书桌一）。
　　顷仲纯④又云：闻之令弟，彼校（服务团所办中学）左近，有屋三间出租，可否劳吾兄亲去看一看，倘地点安全，光线空气可用，住此比聚奎交通较便也。尊见以为如何？或日内即赴白沙场在银行小住一二日，往聚奎或另租屋，候见兄时再决定，如何？（望即示知！）

　　此祝

痊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七日（1939）

注：①柏先生即柏文蔚，清末安徽革命耆宿，国民党元老，陈独秀老友。②雪逸即邓燮逸，燮雪同音。③指当时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周光召兄）。④仲纯即邓仲纯，是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五世孙。邓家与陈独秀家是世交，陈独秀青年时与邓仲纯及其弟邓以蛰（邓稼先之父）交游并一块留日，友情甚笃，此时邓仲纯在江津城开设延年医院，直到陈独秀死，他一直是陈的义务通信员和保健医。

静农兄：

　　昨晚检验血压，又由三○三度（似为二○三度）高涨至二三○度①，非急得极静、极凉之地休养不可，聚奎允借之房屋或另租他处之屋，都以不朝西、不邻近课堂操场或大家庭儿童吵闹，为必要条件。如何乞即复!

　　此祝

痊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八日（1939）

　　昨函谅达。令弟所云彼校邻近有屋三间出租，倘系不朝西之独立小院，决舍聚奎而租此屋。又及

      注：①疑为收缩压，据说收缩压超二百度已属危重，可知此时陈病之严重非一般。

静农兄：

　　读杨君与兄函，略见聚奎觅屋不易，且弟日来头晕耳轰，有加无已，由江津赴白沙四小时轮船之挤闹，非病体所能堪，已托友人在鹤山坪找屋，弟曾亲往一次，凉、静可靠，坐滑竿二时可达，三五日即去，白沙之行作罢矣，特此奉闻。
　　此祝

痊安

                    弟独秀手启五月二十一日（1939）

静农兄如握：

　　弟移来鹤山坪①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来则安之而已，据脉搏似血压已减低，而耳轰如故，是未恢复原状也。此间毫无风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气总较好也。来示望仍寄旧居，其中有友人留守，函件可转达也。
　　此祝

大安

                    弟独秀手启六月六日（1939）

注：①鹤山坪，地名。陈独秀此后就住在山村鹤山坪石墙院，即今江津市五举乡石墙村，是租杨家的房屋，直至他去世。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这里已作为陈独秀故居对外开放。

静农兄左右：

　　一日书并转下唐君函已收到。唐君之《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已由傅孟真①转来一部，与魏君②通信时，望便及之。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弟以尚未交稿，不便函索，希兄向该馆一言之。贱恙日来无大变化，知注特闻。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四月十四日（1940）

注：①傅孟真即傅斯年。②魏君指魏建功，著名学者，建国后在北大任教。

静农兄：

　　今晨明信片发后即获读二十六日手书，知前上两函均已达览。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或由农工银行转下，万万勿再寄第九中学邓季宣①转，请即切告馆中出纳室办事者！任北大讲座固弟之所愿，然以多病路远，势不能行；为编译馆②编书（不任何名义）事或可行，惟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余待面谈，不赘。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四月二十九日午（1940）

注：①邓季宣，邓仲纯弟，曾留学法国，此时为国立九中总教导主任兼高中一分校校长。②编译馆指国民政府教育部所属中央编译馆。

静农兄：

　　回乡已十余日，贱恙并未见剧，识字教本①已勉强续写若干，倘病不再发作，上卷大约在下月内可以完成，兄带去之稿亦望能于下月半抄好，届时建功兄倘能偕兄来江津城一游，即可将原稿带来，弟亦可将续写之稿交兄带去也。兄等如能来游江津城，务于动身前十日函告我，以便按期入城也。兄带去之稿尚遗漏一字，今附上，望加在甲介字前后。编译馆二百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五月十八日（1940）

注：①识字教本指陈独秀正撰写的学术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此前已商定将此稿卖给编译馆。

静农兄如握：

　　顷见兄于二十五日致仲纯书，愤怒异常。前有友人金君自重庆来江津看我，亦云闻之教部①中人告诉他，部中月给我三百元；今编译馆中又有人云弟从部方领到稿费；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谣言，可恨之至，请兄为我严厉辟之，是为至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五月二十八日（1940）

　　倘陈馆长②亦闻此谣言，可将此函与他一阅！又及  昨上一函，谅可与信同时收到也。又及

注：①教部指国民政府教育部。 ②陈馆长指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化学家。

明信片

静农兄：

　　前寄上补稿一条及收据一纸，至今未见赐复，不知收到否？弟稿已写完成，再校阅三四日，即可交卷，不知兄带来之稿已抄若干？如此时局，弟极盼弟此书能早日印好出版，以免原稿丧失，失则不可再写矣。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八日（1940）

　　久未接来信，不知疟又发否？

静农兄如握：

　　四日手教读悉。稿已完全写好校过，拟廿前后派火房①送至白沙编译馆交兄手收，前稿望早日抄好，以便将原稿交来人带回。敌机每日光顾，江津城天天有警报，人心慌乱，仲纯兄几乎天天跑警报不在家，月底赴江津聚会之约，势必延期矣。此次续写之稿，约为期月余（日写五六小时，仲纯若在此必干涉也），甚勉强，致于左边耳轰之外，又加以右边脑子时作阵痛，写信较长，都不能耐，势必休息若干时日不可。下卷略成，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竟，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十五日（1940）

注：①火房指陈独秀房东家雇用之火房。

静农兄左右：

　　昨函发后即获读由仲纯兄转来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兹派焦姓火房将全稿五册送上，收到望即交馆中速抄速印，希望能于秋季开课前出版。如此时局，此稿一天不出版，皆有散失之可能。香港印刷固佳，但随时皆有被日本占领之可能，倘川中能刻篆文，弟极端赞成兄在川雕板之提议，成都太远，校对不易得人。欧阳先生①在江津城所刻诸书，均可用，词品用小字刻颇精美，毛诗石印，稍次之，均附上一阅。馆中如同意，兄可函仲纯兄向欧阳一调查刻印处在何所及刻价纸价若干也。弟意好的毛边纸亦比洋纸价贱，最好馆中自己买纸，雇工到白沙开雕。焦火房白沙乡下人，彼需回家看看，明后日可回到白沙场到兄处取回信也。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十六日（1940）

　　兄前带去之稿一册，倘已不用，望交火房带回。

注：①欧阳先生指欧阳竟无，著名佛学大师，他主持的支那内学院此时亦逃难入川，就设在江津县城内，与陈独秀时有交往。

明信片

静农兄：

　　稿子昨日火房送上，谅已收到。江津县城谣言甚炽，人心甚为恐慌，弟以为白沙之危险过于江津城，望兄劝编译馆在黑石山聚奎中学借屋一二间，存储要件，抄录拙作之稿，即派人在彼处为之，以免万一损失，是为至盼（此四字旁画圈）。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六月十七日午（1940）

　　倘弟稿抄好，一时不能付印，望寄存聚奎！

静农兄如握：

　　一日函及前一函均收到。编译馆书而归商务①出版；其预算中想无印刷费，特别筹款刻弟书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话，倘陈馆长真（此字傍画三个圈）拟刻弟书而又筹款不得，不妨将续寄之稿费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应用，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收回手续尤为简单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陈馆长，请兄酌之。弟日来头痛大致已好，惟耳轰头昏重仍如旧。阳入应□□□阴□，自顾炎武至黄季刚古韵分部阴阳入分列，均根本错误，惟戴东原合阴阳入为九类方法极好，而分合亦未尽当，例如不知歌、寒、曷等为一类（应为□类），支清锡等为一类（应为□类），横□铎等为一类（为□类）也，如此之类，不克悉举。建功兄《古音系》一书弟未读过，不知其意见与鄙见出入如何也？兄手边倘有此书能幸借一读否？
　　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问好不另

                    弟独秀手启七月十日（1940）

　　前函附上是稿修改之小条（即兄原寄来者）收到否？

注：①商务指商务印书馆。　

评点2006年11月8日《南都报》社论《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

　  社论：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在中国大陆，记者的使命就是担任党的喉舌，而不是说出真相。】
　　又是中国记者节。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今年有别于去年，去年不同于前年。【前后矛盾。日新月异的“有别”应当以“日”“月”计算，不能以年计算。】但是对记者而言，更多的没有变:它的使命依旧、【但不是社论宣布的使命。】光荣依旧，【光荣在哪里？】它的处境依旧、信念依旧。【什么信念？】
　　记者的使命就是说出真相。【在中国大陆，记者的使命就是担任党的喉舌，而不是说出真相。】就像士兵必须战斗，就像农民必定耕种；就像神经在感知、头脑在思考；【当喉舌不需要独立思考。】记者寻找真相、【记者敢吗？】 说出真相、【没有总编同意，说不出来。】 传播真相，【小心触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天职不必论证，【在中国大陆必须论证。】这荣誉无须加冕。【说出真相，荣誉可能被剥夺。】
　　记者的处境，就是真相的处境。真相结实地存在，但未必赤裸裸地昭示，常有浮云遮蔽，常有积雪掩埋。真相拥有破土而出的力量，但是难免遭遇沉重的压力、严密的阻隔。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真相都必须冲破围剿，真话都必须与谎言战斗。【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真相必须冲破的“围剿”的性质不同。】
　　一个月以前，2006年10月7日，一位俄罗斯的女士在莫斯科居家电梯里被人枪杀。此案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包括俄罗斯警方在内，普遍怀疑死者被害与她从事的工作有关。她叫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从事新闻工作。她是一名记者。
　　安娜生前曾经说，“人们为了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得冒着生命风险。”这本身已经是一句大胆的真话，这句话揭示了恐怖的真实存在。今天这个世界，信息在互联网上泛滥，【但不包括不允许自由泛滥的中国大陆。】 言论自由早已是不争的人权，【错！在许多国家仍然是要争的人权。】 但是说真话仍然不容易。
　　所幸中国没有这样的恐怖，【这句话就没有说出真相，属于谎言。】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需要克服困难，就能直抵真相。这困难可能是显于行动表象，也可能隐于意识深处，还可能不知不觉地弥漫在体制惯性之中。就在上个月底，广州市还有8名记者在采访车祸时遭遇围殴；就在上个月中，还有地方政府要求记者，在中央主要媒体发表正面报道，否则不能评定副高以上职称；就在今年夏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规定，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发布，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归其统一管理－－这些事情的发生，未必意图于阻碍记者说真话，【未必意图不在于阻碍记者说真话。】但是在事实上，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必须克服的困难。
　　这些困难，很多都无从归咎，【很多都可以归咎。】它可能就是散漫的现实存在；【不是“散漫的”，而是“集中的”、“体制性的”。】这些困难，当然不是中国记者职业生活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是记者工作的特殊之处。这些困难，也在发生变革，今天是这个形式，明天是另一个内容。【没有“另一个内容”的困难，只有这一个“喉舌”的困难。】而从长远来看，中国记者的处境正在改善：假大空话在逐步消失，【哪有“逐步消失”？距离“消失”远着呢。】舆论监督权力日益得到民众与政府认同。【没有达到“日益”的程度，况且，还经常退步呢。】这变化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也是新闻工作者持续争取的成果。今天这变革并没有完成，争取也必须继续。
　　中国记者的处境，早已没有了非生即死的戏剧性，因此也不需要流血牺牲的古典主义英雄，【社论太天真了，竟然不知道有流血牺牲的情况，也不知道其他受迫害的情况。社论还忘记了前面说的“广州市还有8名记者在采访车祸时遭遇围殴”的“流血”。】 但它却是当前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活生生见证。在这一转型中，有些谎言毫无意识，【更多的谎言是有意识的。】 有些束缚是出于惯性。【更多束缚是出于体制。】 而事实上，记者往往也无异于他人，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也有软弱空虚，有自私有畏惧，有错误有妥协。但是，在这处境之中，如果软弱以至于不再相信真相的力量、错误以至于不再能够寻回正确的方向，妥协以至于不再在乎新闻的模样，那即便还顶着记者的头衔，其实却早已与记者无关。【其实仍与许多记者有关。】
　　每一个记者节，我们按捺不住地温习那些最初的憧憬与冲动；【“我们”不代表所有记者，甚至也不代表多数记者吧。多数记者并不会“温习那些最初的憧憬与冲动”。】 又一个记者节，我们习惯性地提醒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为了追寻真相，我们才成为记者，因为说出真相，我们才是记者。【恐怕没有多少记者是这样看的。】

    １７）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
    人权本来是一国内部的事，但是联合国注意人权问题，并有了人权公约之后，人权变成了国际上关心的大事情．一个国家不讲人权是使政府丢脸的事．所以政府利用人权彼此攻击，揭发自己所不喜欢的政府侵犯了人权．各国政府都不欢迎别人指谪自己不尊重人权．但是对一国内部的百姓而言，外国指谪本国政府不尊重人权，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促进本国人权状况的改进．联合国的人权组织每年都要对各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价，并发布评价结果．每到此时，侵犯人权的政府就感觉紧张，生怕被联合国规定为侵犯人权的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充分利用联合国的人权讲坛，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真正重视人权的政府，应该欢迎别人指出自己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足之处，认真改进自己的人权状况．而不是反唇相讥，拿人权作外交斗争的题目．
    １８）人权和主权，孰重孰轻？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反复宣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主权不容侵犯，则很少给予说明，似乎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天然合理的．然而主权之所以有用，正因为它能够保障百姓的人权．国家这种组织的确是百姓所需要的．首先它可以抵抗外侮．不能抵御外侮百姓就要作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外国人可以随便抓你，关你，杀你．你怎么能没有主权．其次它可以保证治安．再其次是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国家政府不能保证人权，反而还侵犯老百姓的人权，这样的政府要它何用．可见人权先于主权．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主权，但是百姓的人权得到很好保证，主权有没有就无关紧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在当今的世界，各国之间的侵犯主权越来越不容易，联合国在防止侵犯主权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而成为国际间关心的重要课题．借口主权不容侵犯而在国内践踏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没有生存和自由的主权要它何用？
    １９）人权和爱国主义有矛盾吗？                 
    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人权，或者说，人权是判定是非的最终标准．上面也谈到了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由这些道理出发，我们对人权和爱国主义有没有矛盾的问题作出如下的回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二者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主权的目的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人权．如果遭受外国的侵略，老百姓就变成了亡国奴，人权的保护将丧失殆尽．所以爱国主义是和人权观念不矛盾的．但是有不少情况
    这二者的确是相互矛盾的．举一个例子．日本人侵略中国，士兵的精神支柱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日本兵打仗非常勇敢．有名的神风突击队，就是用自杀飞机去撞击美国的军舰，他们为了爱国可以不怕牺牲，但是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人权观念．因为战争的目的是去奴役中国百姓，是剥夺中国人的人权．相反，抵抗日本人侵略的人，既符合爱国主义，又符合人权精神．
    保护人权是最高标准的话，战争中投降有可能是符合人权精神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兵攻打日本本土冲绳岛，激战一个多月，双方死伤惨重．最后日本兵不支退却．在退却中坚不投降．不但士兵不投降，而且不许百姓投降．最后美国军队把日本人赶到海边．日本人强迫所有的百姓跳海自杀．一个村长逼迫自己的母亲跳海，他母亲不愿意，这村长既然拿起木棍把自己的母亲打死．该战役有几千普通百姓投海自杀．这种行为根本不值得提倡．可是日本人至今并不明白他们错在什么地方．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有同样的故事．到底我们如何认识这种行为？人权和爱国主义在这儿是有根本区别的．只有人权才是真正为广大百姓的利益着想．

    ２０）普通百姓在追求人权中可以起什么作用？
    人权与特权相对立．百姓要追求人权，就要和特权斗争．但是特权是强势群体，和它作斗争是很危险的．所以要讲究斗争的方法．要用合法手段去争取人权．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做侵犯人权的帮凶．有些人分不清是非，认为国家总是正确的，领导决定都是对的，甚至侵犯了人权还不知道错．自己参与了对别人人权的侵犯，还认为为国家做了贡献．每个人都应该认识清楚，只有人权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权是判别是非的最终标准．
    从根本上讲，特权观念是人权的死敌．而在我国特权观念非常普遍．一个人受到政府的欺侮，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找一个高级干部为他伸冤．也就是依靠主持正义的特权．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维护人权这种观念．相反，多的倒是依靠包青天这种伸张正义的方法．乾隆皇帝下江南，为民锄奸，这是大家最喜欢听的故事．所以说，特权观念不但存在于有特权的人头脑中，同样存在于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的头脑中．而且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了制服变成的．因此根除特权的彻底办法，是百姓们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进而组织起捍卫人权的各种组织，如工会，农会，纳税人协会，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工作，旁听法院的审判，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等等．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的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搞得不好是形成对立，甚至于变成直接的剧烈冲突，全国人民将因此付出巨大代价．一般而言往往是百姓这方要求比较高，政府方面能够同意的步子比较慢．如果协调不起来，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为了避免冲突，应该劝说双方协商，彼此尊重，妥协让步．政府一方应该把自己的困难向群众讲清楚，首先要把架子放下来，从领导地位逐渐变为服务于群众．这本身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百姓一方要理解政府的困难，有耐心，能以大局为重．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五年十年．在这期间并不是等待，而是积极做工作，做好宣传教育，让各方面都逐渐接受人权是最高准则的观念．

    ２１）人权只是百姓和政府之间的问题吗？
                 
    侵犯个人人权的首先是政府，倒不是其他情况的人权侵犯就不存在，而是因为政府侵犯人权的问题更难解决．事实上其他情况侵犯人权的事例，从数目上讲要超过政府对人权的侵犯．比如对妇女的人身侵犯，干涉婚姻自由，家庭里的施暴，对儿童的虐待，企业中不平等的劳资斗争，社会上因人的地位不同而不能做到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在我国个人得到的法律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社会地位．农民是最缺少法律保护的群体，工人稍微好一点．一个人当上人大代表，法律的保护更全一些．如果是党的中央委员，不但有充分的法律保护，而且有了特权，谁也不敢随便动他们．长期的社会等级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和尚都有局级处级之分．级别观重新塑造了人性．领导同志一开口就有一股子官气腔调，但是碰到更大的官时，又立刻变得低三下四．普通百姓自然地认同一个低微的社会地位．小学生看了电视剧，开口会说∶臣罪该万死．人按地位而分成三等九格，谁也不感觉有什么不正常．马路上两个人吵架，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意思是人和人首先要比谁更了不起．谁的官更大，谁的父亲的地位更高．等级意识深入人心．这种现象妨碍了一个平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要纠正它可不是容易的事，它是中国两三千年皇权社会培养出来的产物．纠正它恐怕至少也要一代人的时间．
    ２１）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争取人权．
    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当一个人和政府争取人权的时候，力量是十分渺小的，根本不可能站在平等地位上来讨价还价．为了争取一个比较平等的谈判地位，需要有组织作后盾．这种组织一般就是非政府组织．这是现代社会中新出现的，既不是企业，又不是消费者，更不是政府．他们不像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不像政府没有公众所赋予的管理特权，而是关心社会生活中政府不愿意管，或者管不太好的事情．他们由热心于公众事情的人所组成，像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同业行会等等．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说理．他们熟悉法律，懂得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善于寻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同点，能够协调各方利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说到底，一个民主社会就是协调利益，讨价还价，避免冲突的一种政体．       

经济人权部分
                  
    １） 什么是经济人权？它包括哪些权利？
    经济人权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享有的起码的生活权利．包括通过工作赚取收入的权利，获得教育的权利，享有住房的权利，医疗和卫生的权利，通过市场获取食物和饮水的权利．
    ２） 经济人权和基本人权有什么区别？
    基本人权是一种被动的权利，只要没有人侵犯他，他自然就有了基本人权．一个人在荒岛上，他的基本人权是有保障的．而经济人权则是一种主动的权利，它需要有别人帮助才能够获得．一个人在荒岛上是很难享有经济人权的．或者说，基本人权是没有成本的权利，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此付出代价；而经济人权是有成本的，必得有人为此作出贡献，经济人权才能够落实．教育，医疗，住房等都需要花钱才能够获得．
    ３） 经济人权由谁来保证？或者说谁出钱来保证他人的经济人权？
    一般应该由政府来负责百姓的经济人权．但是政府的钱是从纳税人那儿征收来的．所以说到底，经济人权是百姓之间互相帮助而实现的．
    ４） 能不能说，基本人权带有基础性质，经济人权是派生的？或者说只有保证了基本人权才谈得上经济人权？
    这里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必须先保证基本人权，然后才能谈经济人权．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二者同样重要．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和人的生存是彼此依赖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收入，得不到教育或医疗等等，他事实上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二者不能分先后．
    ５） 经济人权由谁来实施？
    经济人权应该由政府通过收税来实施．所以这是一种收入的再分配，在经济学中称为转移支付．就是从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收税，用来支付低收入人群的经济人权消费．除了政府，还有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协助政府来做好经济人权，或者独立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群．
    ６） 住房，教育，医疗等等都有质量上的区别．高质量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是消费很高的．经济人权应该保证什么样的质量水平呢？
    这取决于一个国家人民总体的收入水平．穷国只能保证一个较低的水平，富国则可以提高一些．究竟什么水平合适，要通过各方面的讨论来决定．
    ７） 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应该做哪些事来改善经济人权？              
    首先应该发现，在现有的税收水平下，可以做哪些事来改进经济人权．比如社会福利是不是照顾了收入低的人群，还是收入高的人反而优先得到了这些福利．进一步要问，如何确定谁是低收入者？如何准确定义收入的高低？又如迫切需要帮助的人群中，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是不是把钱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再如政府花钱在经济人权方面，有没有浪费？能不能提高花钱的效率，比如通过招标购买，充分利用竞争．还有，在哪些地方容易发生贪污腐化，花钱中发生漏损？如何改进？
    ８） 我国在教育人权方面需要哪些改进？ 
    教育人权专指义务教育，不包括高等教育．在义务教育方面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量不足，而且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很合理．我国义务教育的拨款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按照占GDP中的百分比），在东西部之间穷省拨款远远太低．教育拨款中又过于偏重于高等教育，忽略了基础教育．同样的花钱往往缺乏效率，如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出版等没有竞争．公立学校缺乏以学生为目标的管理模式，浪费很大。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人权问答》
 

          
基本人权部分

                 
１） 为什么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因为凡是一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人权，这不需要别人为此作出牺牲，而且他本人也不用因此而承担任何义务．其他的权利往往只适用于某些群体，比如公民权，它只适用于某个国家的公民．当他终止当该国的公民时，就不再能够享受了．而且当他享受公民权的时候还必须承担某种义务，比如服兵役．而人权则不同，不管一个人处于什么状态，他永远有权享受人权．
    ２） 人权既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得不到人权？
    当有人侵犯他，而且侵犯者能够不受约束．被侵犯人的人权就丧失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人能够侵犯别人而不受约束，那么人权就在保护之下．
    ３） 什么是特权？
    能够侵犯别人而不受制约的人，就是具有特权的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侵犯了别人，他将被惩处．打人，抓人，抢夺别人的财产等等都是侵犯别人．犯有这样罪行的人将被法律惩罚．但是在有些社会里，某些人就享有此种特权．比如皇权时代的皇帝，他可以杀人，没收别人的财产（抄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限制他．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明目张胆的特权逐渐减少，但是特权还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别人有些人连公开的批评都是不允许的，遑论拿法律去制裁他．
    严格地讲，除了人权之外的权利都属于特权．比如我加入某个社会团体，交付会费，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就享有会员的特权．然而这种特权不同于上述相对于人权的特权．所谓相对于人权的特权是指一个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或者说，法律目前不是人人平等．所以人权又是法治的基础。
    由此可见，特权和人权是互相对立的．有了特权就没有人权，要想有人权，就必须取消特权．所以说，取消了特权，人权自然而然就在那儿了．我们用不着提出树立人权的口号，真正需要的是取消特权．特权是人权的敌人．
    ４） 为什么人人都可以享受人权？
    因为人权是没有成本的权利．一个享有人权的社会，并不因此而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而其他各种权利都有相应的成本．既然享有人权不需要支付成本，每个人就都有权享受它．这不需要任何其他人为此而付出代价．或者说，享有人权，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承担任何义务．它只要求别人不要侵犯他而已．
    ５） 既然享受人权不需要成本，何以保护人权却需要成本？
    人类社会从古以来原是一个特权社会．只是经过了漫长的人民觉醒的斗争，才慢慢地进入到人权社会．在从特权社会进入人权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往往是成千上万的生命．这就是反抗特权压迫的斗争．至今人权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谁也不敢公然反对人权，但是特权的享有者还会以各种手法来蒙蔽群众，欺骗群众，尽量保留自己的一些特权．世界上侵犯人权的事层出不穷，要保护那些受特权人物侵犯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这里包括起诉，取证，法庭辩论，判决等等．有时候在一个国家内法律不能伸张，还要控诉到国际法庭，成本是非常高的．
    ６） 一个人要享受人权，有没有什么义务？
    人权是没有其相应义务的权利．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但是他已经享有人权．人权没有成本的意思是别人不需要为他支付成本．人权没有义务的意思是他自己也不必为此而支付成本．
    ７） 人权包括哪些具体的权利？
    凡是不需要别人承担义务，也不会使别人遭受损失的权利，都是人权．反之，如果一个人享受的某种权利会导致别人的损失，或者因而支付成本，这种权力只能是特权，而不是人权．
    人权包括生存权．因为一个人的生存不妨碍别人同样的生存．可是在大海上的一条小船上，食物和淡水的供应有限，一个人的生存就成了特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同样地生存下去的．一个人的生存要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所以生存权不再是人权．幸亏地球上的资源还比较丰富，不需要限制别人的生存来保障某人的生存．所以生存权可以是人权．
    言论自由是人权，因为一个人发表意见并不妨碍别人发表意见，也不妨碍别人的其他权利．可是当一个人的言论妨碍了他人的人权时，这种言论不属于人权．比如教唆别人去杀人，去偷盗等等．由此可见，禁止某人发表意见是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对报刊的新闻检查也是侵犯人权．
    听的权利是人权．因为一个人听到某种意见，不可能导致对别人的侵犯，更不可能影响别人的同样的人权．听，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仅仅是听，不可能造成损害．因此对外国电台的干扰是侵犯人权．更一般地，获取信息是基本人权．这里不仅仅是听，也包括看到不同意见的材料等等．我们往往只强调言论自由，如果没有听，或者获取信息的自由，光允许人讲，讲给谁听呢？没有人听的言论是没有意义的．
    人身不受侵犯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有权不被别人打骂．或者说打人骂人是侵犯人权的．包括警察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人骂人．
    行动自由是人权．一个人的行动不会影响别人的行动，除非这种行动造成了对他人的妨碍．因此拘禁一个人是侵犯人权．把人用手铐铐起来是侵犯人权．
    对物或者财产，拥有所有权是人权．意思是每个人都同样有权拥有某些东西．古代的奴隶就没有对财产的所有权，因为他本人还不属于他自己，何来对物的所有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拥有所有权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但是对某个具体的物品所拥有的所有权则是一种特权．甲拥有了乙就不能再拥有它．道理很简单，如果两个人都能够拥有对同一物的所有权，岂不是会造成冲突．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就必须规定对物的排他性的特权．但是每人都可以拥有一些东西，或者是某个物，或者是财产．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就是对所有权是人权的承认．

    ８） 什么情况下一个人的人权要被剥夺？
     
    如果一个人犯了法，依据法律他可能要被剥夺某些人权，比如行动自由的权利．过去对严重的罪犯要处以死刑，那么他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了．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取消了死刑，总的趋势是死刑将完全取消．

    即使对罪犯，他的部分人权依据法律被取消，但是他所拥有的其他人权仍然受到保护．比如犯人被取消了行动自由的权利，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他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依然得到保护．任何人不可以打他，给他上刑，饿他等等．过去对待战争中的俘虏往往侵犯他们的人权，他们被打被骂，或者被侮辱．古代杀战俘是很普遍的事．现代这种事情被严格取缔．联合国有专门的国际法，规定战俘享受的权利．最近被揭发的美国军队虐待战俘，受到全世界的反对．有了这次对虐待战俘的大规模的批评，今后这样的事情会有所减少．
    对于还没有判决的嫌疑犯就更没有任何理由给他上刑，搞逼供信．为了防止公安部门搞逼供信，法律规定嫌疑犯有权保持沉默．他有权不回答公安部部门或检察机关对他的提问．单纯靠口供是不能给人定罪的．定罪要靠证据．
 
    ９） 为什么要强调人权？
    自从人类社会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以来，社会就从来没有安定过．原因很简单，无权者受压迫，无处申诉，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革命的办法，求得解放．可是即使革命成功，如果不能解决人权问题，社会依然分裂成有权者和无权者，革命仍然会发生．这就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简单描述．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想方设法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如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法家所提出的法治，现代社会所标榜的民主和选举等等．这些观念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不够清楚，不够明确，容易被曲解，被歪曲，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最后提出了对每个人最直接的人权观念．它比较地不容易被曲解．不管是什么制度，如果人权不能得到保障，这必定是一个坏制度．相反，如果一个人权能够得到认真实施的制度，一定能够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不至于搞得人们流离失所．人权观念，或者说人权标准，比较容易判别一个政体是否是真正为了人民，还是假心假意，表面做一套，背后另外一套．
    １０） 是谁在侵犯人权？
    个人与个人之间会发生彼此的侵犯．但一般会有政府来处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种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彼此侵犯，永远不会完全消灭．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因为政府应该能够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个人违法的问题．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政府对它的百姓的侵犯．所以提出人权问题，其针对性是对着政府而来的．人们离不开政府，因为有许多公共事务要有人来管理．政府被人民授权，具有权威性．否则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但是没想到组织了政府，政府本身成为问题的根源，就是它经常侵犯别人，破坏人权．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出现政府以来几千年中不断发生的事．中国外国概莫例外．到了上世纪下半叶，人权观念得到普遍承认，为解决政府压迫百姓的问题找到了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人权的至高无上．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必须尊重人权，保护人权．
    １１）政府对人权持什么态度？
    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人权．包括防止公民之间的彼此侵犯，也包括抵御外国人的入侵．前者属于公共治安事务，后者属于国防事务．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政府首先要做到的事．所以政府应该提倡人权的保护．宣传人权的观念，动员百姓共同来完成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现代社会是后殖民地时代，过去的殖民地都已经独立，外国的入侵基本上不再会发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人权时代，入侵别的国家将受到全世界的指谪和制裁．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就是一个例子．萨达姆走错了这步棋，被联合国实行经济制裁，最后他本人和伊拉克百姓落到今天的悲惨境地．前个世纪还是殖民地时代，强国往往强占别国的资源，奴役别国的人民．现在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殖民地纷纷独立．强国抢了别国的土地得退还，抢的艺术品要归还，奴役了别人要赔偿道歉．石油粮食等资源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上分配，用不着通过战争来分配．因此国际间的人权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而一国内部的人权问题反而变得突出起来．
    大部分专制独裁政府根本不让别人提人权问题．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生怕有人要提人权观念．或者这些独裁政府对人民封锁消息，不让人民知道有人权这回事．少了人权，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鱼肉百姓．对不服从的人施以酷刑，草菅人命．其实，这种政策对执政者未必有利．因为他们站在火山口上，说不定哪天火山爆发，他们将葬身火域．这就是几千年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所不同的是当今社会通讯发达，变化迅速．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发生的事，现在几年之内就可能发生．他们图侥幸的机会越来越小了．世界走向人权的趋势不可逆转．
    一个人权社会必定也是民主社会．因为专制政府要维持他的特权，必定会侵犯普通百姓的人权．如果讲了人权，就没有特权的容身之地．在一个彼此不能侵犯的社会之中，解决意见的分歧，只能用讨论协商的办法，不能用强迫屈从的办法．这就是民主社会的特征．
    一个人权社会也必定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如果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障，个人有选择交换的自由，个人之间的纠纷能够得到法律的公正处理，市场制度必定会逐步建立．过去几千年的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建立起市场制度，简单说起来就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皇权超出了人权，任何法律，规则，在皇权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随着人权的逐渐被承认，市场制度逐渐被确立．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其出发点就是人权，个人不受侵犯，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个人有选择（交换对象，价格，进入和退出）的自由．
    １２）转型国家的人权问题有什么特点？
    上个世纪下半叶，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到市场经济，他们的政治制度也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到民主法治．这是世界性的大趋势，置身于这个大趋势之外的国家只剩下极少数，他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政治上也极不稳定．究其原因，跟人权有关．人民越来越觉醒，他们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国际环境也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地演变着．落后于时代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越来越受到孤立．这是全世界迈向人权时代的潮流，非常有利于确立人权的斗争．
    在这个转变中，许多原来不承认人权的政府开始改变态度，逐渐转向承认人权．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最初提出人权，实际上是对特权的挑战，相当于对原政权的挑战．在原专制制度下人权一词是不容许提的．从严格禁止的状态变成可以说一说人权，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然后再进步到可以公开议论，再进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人权问题，都很不容易，一般都经过政府不同方式的斗争．这里有认识转变的困难，也有实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更有执行中行政管理的种种问题．比如法律的修改需要时间，人员要培训，组织机构要重组，干部的考核标准要改变，媒体的话语用词要调整等等．总起来看，时间是必要的，着急是无用的．在这过程中甚至于可能发生倒退，特权集团卷土重来，人权再次受到威胁．这都有可能．但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人权时代迟早总会来临．
    １３）何以人权社会是人与人平等的社会？
    人与人不平等，是指有些人可以侵犯别人，另外一些人只能听凭摆布，无权反抗．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政府内任职的人，像警察，法官，政府领导等，都是最接近特权的人．他们往往随便抓人，关人，打人，施以酷刑，甚至打死人而不负责任．或者有能力掩盖事实，对揭发他们的人施以报复．从而维持他们的特权统治．这种社会当然是一个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人们都想在政府里钻营一官半职，进入特权阶层，然后慢慢晋升到更高的特权地位．所以当官就是人们的追求．在一个人与人平等的人权社会中，个人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不可能通过得到特权来实现，而只能依靠自己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追求幸福．首先是创造财富，获得财富．发财一般并不妨碍他人，相反，往往是通过合作，双方同时都得利的条件下来发财．
    由此可见，平等，反特权，人权，它们都是相通的．专制政权害怕的就是这些观念．
    也有政府之外的人和政府勾结获得特权的事．这多半是有钱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金钱贿赂政府，取得特权．这同样是我们应该警惕防止的．
    １４）人权社会是乌托邦社会吗？
    确实，人与人完全平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会企图获得特权，一有机会他就会这样做，这也许是人的本性．自古以来还没有实现过人与人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是人们懂得人权的重要性，能够不断地追求人权，每当发现有侵犯人权的情况，立刻加以纠正，这是可能的．我们比较一下世界各国，它们的人权状况很不相同，有好有坏．人权状况好的国家，政府承认人权的重要性．一旦发现人权受到侵犯立刻予以纠正．例如美国发现虐待俘虏，立刻发动全社会来制止．而不是捂着盖着（当然有些人想掩盖）．经过这样的揭发检举，以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这个效果不仅仅对美国，而且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警告．历史上虐待俘虏的事从来并不认为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经过这次揭发检举，相信今后对此现象能够有所改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绝对的平等极难实现而反对人权社会，认为这是乌托邦而加以拒绝．